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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天文臺】陳允元:保管時間的人──黃得時的演講照片、《寶刀集》及相關剪報(上)

作者:陳允元
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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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anaka tree

頭髮尚未完全花白的黃得時,霸氣地雙手拄著木製講桌,對台下年輕的大學生演講。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為什麼選這件藏品】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但如果你不認識黃得時,這張再平凡不過的照片,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可是,就是因為太平凡了,看著這張攝於1981年的照片,我不禁想:坐在底下聽講的年輕的大學生們,知道台上的這位阿伯是誰嗎?我猜不知道。就算是現在的大學生,不給他關鍵字去Google,大概也還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拿這張照片去問臺文系所的人,萬一他剛好是批踢踢鄉民,也許他會這樣回答你:「哇靠,台上的那個人是臺灣文學界的上古神獸!」

  但如果你不認識他,就算上古神獸來到眼前,你也只當他是路邊平凡的阿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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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校、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的他,可以算是戰前臺灣的一方學霸了。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這是一張不甚清晰的彩色照片。頭髮尚未完全花白的黃得時(1909-1999),霸氣地雙手拄著木製講桌,對台下年輕的大學生演講。黑板前懸掛的地圖裡,有一列傾斜而狹長的島,板書寫著日向、高天原、古事記、天照大神等,猜想是與日本文化相關的講題吧。那是1981年冬,第一屆淡江文學週的演講活動。也是黃得時到淡江日文系任教的第二年。已逾古稀之年的他,前一年,自任教了35年的臺大中文系屆齡退休。

  照片的前景,是黑壓壓的學生後腦,有些失焦。學生們或望著台上,或低著頭,無法窺見他們的神情。他們知道眼前這位講到眉頭打結、口沫橫飛的阿伯是誰嗎?當然,講者的姓名、所屬的系所及職稱,他們也許是知道的。但「黃得時」三個字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他們大概還來不及懂。他們抬頭仰望,也許是覺得這位講者談日本文化風趣有料,甚至還低頭做筆記。但也許低頭的那個人,是在打瞌睡也說不定。他們太年輕了。且當時還沒有臺文系。不,別說臺文系了。他們連「臺灣有沒有文學」恐怕都不是那麼肯定。或者,不是那麼在意。

  黃得時似乎想起了什麼,稍稍停了下來。這讓他年輕時就下垂的嘴角顯得更有些嚴肅。1909年出生的他有兩個哥哥,分別叫做逢時、及時。弟弟則叫做當時。這些聽起來有點學問的名字大概不是算命仙取的,而是他那實業家兼漢詩人的老爸黃純青(1875-1956)的傑作吧。什麼是「得時」呢?教育部國語辭典說,得時是「時運正好、走運」的意思。所謂「凡得時者昌,失時則亡」。臺北高校、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的他,可以算是戰前臺灣的一方學霸了。1945年,日本人走了之後,他受教育部委派協同接收母校臺北帝國大學。同一年,他受聘於臺大,擔任教職直至1980年退休。6年之後,他成為臺大首獲榮譽教授名銜者。從個人的境遇來看,黃得時可稱得上是「得時」了。不過,他真正在意的臺灣文學發展,似乎就沒那麼順遂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遇」。1940年代,他即抱著為當時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寫一部「臺灣文學史」的念頭,陸續完成了〈輓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史序說〉、〈第一章 鄭氏時代〉、〈第二章 康熙雍正時代〉等文章。到了國民政府當政的1950年代,任職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期間,他也在機關誌《臺北文物》發表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為曾經努力過的文學運動留點線索。如果文學史是一種時間的技藝,那麼也許可以說:黃得時是日治時期對於「時間」最敏感的臺灣文學運動者吧。儘管自己的新文學創作並不多,但身為臺北帝大文學士,卻想用豐厚的學識與論述,將易逝的時間留住。

  他是用文學史來保管時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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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己的新文學創作並不多,但身為臺北帝大文學士,卻想用豐厚的學識與論述,將易逝的時間留住。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不過對黃得時而言,文學史的價值也許不僅止於為逝去的時間留下紀錄,而毋寧是在時間的遞嬗更迭中持續思考「我們」是誰。特別是這一座島嶼,四百年來並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是在不同時期被納入不同國家的統治之下,成為其殖民母國文學史延伸出來的一小段支流。時間倒回戰前。1943年夏,他在張文環(1909-1978)創立的《臺灣文學》發表了〈臺灣文學史序說〉,針對什麼是「臺灣文學」的主體、什麼樣的對象該納入「臺灣文學史」,有深刻的思考。他說,也許有人會質疑,1895年臺灣改隸日本之前的文學當然是清朝文學的一環,改隸後則被包含在明治文學之中,無須再標新立異思考什麼「臺灣文學史」(這種質疑,是不是跟戰後迄今質疑臺灣文學是否存在的論調有八十七分像?)但黃得時不這麼認為。他說,臺灣從它的種族、環境或歷史而言,都具有獨特的性格,擁有清文學或明治文學怎麼也看不到的獨特作品。「我們相信,一如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之中大放異彩的意義,臺灣文學也具有清朝或明治文學所缺乏的獨特性格,因而撰寫了本文」。黃得時的史論,並非要在文學史中排除掉中國或日本的因素,而是讓它們成為臺灣的一部分。只是,他反對將臺灣視為主體匱乏及文化空白之地的論述。因為那樣的說法,根本是把臺灣當成一塊任人擺弄、無主無魂的塑膠。他在早些之前發表的〈臺灣文壇建設論〉說,一寸的蟲也有五分的靈魂。我們不應貶抑自己,專寫些迎合中央的東西。儘管有人懷疑臺灣作家與環境是否能有能力成為文壇,但黃得時認為這根本不該成為問題:「因為所謂文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作家親自握著鋤頭,流著血汗搬土築成的。」

  但黃得時不是第一個想寫文學史的人。稍早於他,有另一個人在書齋埋頭寫著臺灣的文學史,並給它取了一個超炫炮的名字:「華麗島文學志」。那是黃得時的老師輩、臺北帝大的日本人教授島田謹二(1901-1993)。和黃得時一樣,島田也強調臺灣的特性:「和內地風土、人和社會都不同的地方──那裡必然會產生和內地不同而有其特色的文學」;只不過,島田不以「臺灣文學」稱之,而是使用了有些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因為「文學史」通常處理的是單一國家、單一民族或單一語言的文學,但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他說:「所謂『臺灣文學』,說到底,是構成日本文學史、支那文學史、乃至荷蘭、西班牙、法國與英國各國文學史之一環的諸要素的的混合」。臺灣是各國的延伸,不能成為獨立的文學史主體。於是島田將臺灣的文學,定位為「日本文學之一翼」的「南方外地文學」。它的存在與意義,必須放在日本文學之中才得以彰顯。在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向前追溯西歐列強乃至於中國「在臺灣」的文學,但主要聚焦於領臺後日本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試圖建構一部有別於中央文壇並能夠為之增色的、南方外地的日本語文學史。戰後,島田引揚回到日本。他從在臺灣的研究經驗出發,奠定了日本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

  然而黃得時想建構的,不是什麼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史」或「日本的南方外地文學史」,而是一部堂堂的「臺灣文學史」。


★作家小傳

黃得時(1909-1999)今新北市樹林區人,活躍於北台文學場域,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轉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其博學強記,一生獻身報刊編輯與學術研究,不僅在書寫體例上跨越新舊文類,在書寫語言上亦悠遊於漢文與日文,觸角多面,長於創作和研究,寫作面向包含漢詩與雜文、改編兒童文學,亦從事中國文化、台灣文學、鄉土民俗、日本漢學、中日文學文化交流之翻譯、文獻整理和研究,也是自戰前到戰後皆投注在臺灣文學史論述的學者,奠定其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特殊地位。

 

★觀測員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18,合著)。合編有《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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