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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賢:櫟社與它並不廢材的文青夥伴

作者:徐淑賢
2020/11/18
瀏覽人數:168

that wanaka tree

(藏品/陳雲程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當臺灣步入日治時期,過去孜孜向學、為求功名的傳統文人,一夕之間失去未來的舞台,有些人選擇自我放逐、有些人選擇重新磨合,也有一些人秉持所學帶動潮流,1901年成立的櫟社便是一個以此為自許,以古典文學帶動日治時期臺灣詩社、詩人交流,並對時代具有高度敏銳與關懷的古典詩社。

  櫟社組織嚴謹,成員互動密切,更有記錄詩社活動的意識,不僅多次在詩會時透過攝影為詩社成員留下紀念,更在成立10、20、30、40週年時,皆舉辦頗具意義的紀念活動。本次介紹的《櫟社第一集》,正是櫟社20週年時集結32位社友的作品集,更錄有創社成員,與歷來重要社員之照片,展現了櫟社活躍期的活動成果,為詩社留下了具里程碑價值的紀錄,也對於我們今日理解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社提供了重要資訊。


一身所學,已昨是今非。

  櫟社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詩社之一,1901年由臺中霧峰林家林癡仙、林幼春、賴紹堯發起,取難以為人所用的櫟木為社名,比喻政權轉移後的臺灣傳統文人,一身所學已昨是今非。

that wanaka tree

(藏品/陳雲程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若僅僅用莊子於〈人間世〉篇中,對櫟樹乃不材之木的理解,去認識這個與臺北瀛社、臺南南社三足鼎立的重要詩社,似乎只能看見在日本政權來臺後,創社者對自身學識再難施展的灰心與自我挖苦。但實際上,成員們的活力與彼此砥礪的心情,正在一次次活動中透露出來,包括舉行定期詩會、制定社則、選拔社長,甚至由社員往外與其他文友成立詩會、文會,再帶著這些組織回頭與櫟社互動等等。

  大約自1920年起,櫟社成員組織漸趨穩定,多次在林子瑾的瑾園(今臺中市東區大智路104號)討論成立20週年的紀念活動,1921年發行社員紀念章、1922年鐫刻二十周年紀念題名碑立於霧峰萊園,1924年編成社友詩選,印行為《櫟社第一集》。

  《櫟社第一集》由傅錫祺蒐集、林幼春編輯、陳懷澄題字,收錄了包括林癡仙、賴紹堯、林幼春、蔡啟運、呂敦禮、傅錫祺、陳滄玉、陳懷澄、林仲衡、莊太岳、莊雲從、張棟梁、王學潛、黃炎盛、鄭汝南、蔡惠如、林載釗、張麗俊、袁炳修、陳錫金、連橫、林獻堂、呂蘊白、林少英、蔡子昭、施肖峰、丁式周、林作敬、林耀亭、張玉書等32位故、存社友的作品,共617首。若單獨看待這樣一本臺灣傳統文人古典詩選集,或許會以為它不過就是一群過氣文人的取暖之作,但若將這本詩集放回1920年代的臺灣,它所存在的意義則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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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陳雲程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1920年代的臺灣,正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也正在新文學、新文化、新風俗的革新與波動中,摸索自己的定位與可以發聲方式與空間。大力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林獻堂,正是櫟社創社者林癡仙的堂弟、林幼春的堂叔,自己也是櫟社的成員。

  《櫟社第一集》的刊印,不僅是櫟社成員內部的紀念之舉,更是櫟社作為一個具有號召性的文化戰隊,在這麼多年的組織運作中,再一次華麗登台。此次刊印300冊,印有創社20年間的社友照片與社友的創作成果。透過將這些詩集分送全臺詩社與圖書館,櫟社使用在帝國控管的空間之中可以操作的手法,向文學與文化圈宣告成立20週年的臺中櫟社所具備的文學動能和團隊運作能力。他們早在當今各種偶像團體產生之前,就已經有成立「文青」團體的意圖。

  當然,這支華麗的「文青」團體,其實組成人員難以「青年」稱之。出生於1870年代至1880年代的他們,活到了1920年代,多已40、50歲,但也是這樣的年歲,使他們親身經歷改隸的動盪。在攜帶家人逃難遷徙、重建家園的過程裡,他們逐漸長成各自家族的中流砥柱。他們處於多重壓力的夾縫之中,殖民政權的監控管束,家族維繫,支持新文學、新知識份子,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啟蒙等政治活動。但他們仍堅持文學創作,維持多年古典詩社運作,轉出一條古典文學與文化傳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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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陳雲程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但這條道路終究艱險難行,日本帝國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宣告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所有與官方意志不符的創作在黑霧籠罩下灰飛煙滅,古典文學在官方「前進大陸」的口號下被迫成為了戰爭中溝通、宣傳的工具,有些人轉化各種典故潛伏於創作中,有些人則降低發表,然戰爭的嚴峻到1940年愈趨轉烈,對於古典文學創作題材影響加劇,詩人們的處境愈見困難。

  1943年秋天,櫟社為紀念創社40週年出版《櫟社第二集》,卻遭沒收銷毀、禁止發行。根據鍾美芳口訪莊幼岳的紀錄,以及時任社長的傅錫祺收於《鶴亭詩集》中的創作可知,此集延續《櫟社第一集》習慣,選錄已故、生存社員共32人,合計531首詩。陳逢源曾留有一本,但如今也不知輾轉何方。在戰爭的高壓下,櫟社只能低調行事;戰後的櫟社成員雖有意重振,但終究因傅錫祺於1946年逝世,林獻堂1949年以治病之名遠渡日本,復歸沈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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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陳雲程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從櫟社與它的奮鬥夥伴漫漫40多年來,一點不顯灰心,反而積極經營、投入各項活動的歷程,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回頭思考林癡仙當年以「櫟」為社名,回推《莊子?人間世》的原文去探究他的深意。或許癡仙期待的,正是透過櫟樹難以成材的外表,追求平穩生長至枝繁葉茂,以此轉換自己在人們心中的位置,成為有神靈意義的社樹。縱使因時代、因政治、因種種文學走向的變遷,這棵櫟樹最後還是被視為一棵無用之樹,凐沒在歷史之中,但「其有樂從吾遊者,志吾幟」。它所象徵的民間詩社活動,迄今,從北到南,仍然在保留在我們身邊,為推廣古典文學的認識與創作持續貢獻心力,勃發熱情。


★作家小傳

林幼春(1880-1939),名資修,字幼春,號南強,晚號老秋,臺中霧峰人,原籍福建平和。自幼聰穎好學,博覽群書,喜讀雜誌,其學識新舊兼具而長於詩文。目睹臺胞遭日人欺壓情形,激起高度民族思想,多作詩詠嘆,於是文名漸起,與丘逢甲、連雅堂並稱為臺灣三大詩人。1921年櫟社廿週年社慶,林幼春負責撰寫櫟社二十年題名碑碑文,主編《櫟社第一集》。

★延伸閱讀

日治時期日人與臺人書畫數位典藏計畫:櫟社

★觀測員簡介

徐淑賢 花蓮人,國立清華大學臺文所博士生。曾出版碩士論文《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 1930–1940 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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