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禁書法令依據 ⭔ 重返查禁現場 ⭔ 在「查禁」之前消失的書籍 

「危害」政權一律禁！ 威權政府制訂查禁書刊的法律規範，派人收回在市面流通的禁書。

被查封的書籍刊物多半被集中封存或銷毀，不讓民眾有接觸機會。除此之外，當權者更是嚴厲懲罰販售、購買、閱讀者。人民只因偷看一本書或參加一場讀書會，就可能遭受牢獄之災、殺身之禍。在極權監控，風聲鶴唳下，文學創作大受限制。

作家下筆字字都與生存相關，深怕誤踩帶有左翼思想的「紅線」，因此多有設限、自我檢閱，創作力大大受挫。

查禁制度讓每一本書都可被質疑「正當性」，人人都在揣測，人人心中都有小警總。

禁書法令依據

日治時期，臺灣的出版業受到「臺灣出版規則」、「臺灣新聞紙令」等法令限制。作家出版作品若被認為違反規定，下場就是挖空欄位文字或禁止在臺灣販賣。日治後期皇民化運動推行，審查更加嚴格，因而龍瑛宗的《蓮霧の庭》（蓮霧的庭院）無法出版；櫟社成員詩作的《櫟社第二集》則是一出版就遭到查禁沒收。

1946年，國民政府頒佈「違禁圖書辦法八條」，除了禁止與日本軍相關的刊物，也同時查禁「詆毀總理總裁、曲解三民主義或損害中國利益者」的書籍。1949年戒嚴令實施之後，陸續推出〈臺灣省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等各項管制命令，分別由臺灣省政府、甚至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執行。國民黨的文宣機構「第四組」則有權判定哪些書應予查禁。雖然有法源依據，但禁與不禁之間，相關的主管機關、判斷標準隨時變動，更不乏黨政派系的權力鬥爭因素。

1987年解嚴之後，相關法規逐漸廢除，但仍有〈出版法〉作為查禁的依據。直到1999年該法廢除，威權的查禁政策方走入歷史。

◰  蔣渭水〈北署遊記 (三)〉 《臺灣民報》1927年12月25日
《臺灣民報》以臺灣人立場發聲，因此屢次遭總督府禁止發行或挖空特定欄位。〈北署遊記〉為蔣渭水被拘禁於臺北北警察署時所寫，連載第三篇時版面遭挖空。（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公署查禁日人，遺毒圖書雜誌，此類圖書要速焚燬〉《民報》1946年2月14日
戰後國府以「留有日人遺毒」為由，要求書店自我審查、封存相關書籍。政府藉此侵害言論自由，為後續的國語運動及查禁政策鋪路。（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提供）

◰  龍瑛宗《蓮霧の庭》
二戰期間，龍瑛宗打算出版小說集《蓮霧の庭》，收錄之小說皆已公開發表。但出版檢閱時，官方建議收錄「協力聖戰」的作品。龍瑛宗以〈年輕的海〉取代〈夕影〉，依然無法通過審查。（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黃得時《水滸傳 第三卷》
1937年後，報紙漢文欄遭到廢止，漢文出版遭到限制。因此臺灣作家紛紛將中國古典小說翻譯成日文，如楊逵翻譯《三國演義》等。黃得時改寫的《水滸傳》雖然連載順利完成，但集結出版時，第三冊之後還是遭到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重返查禁現場

政府下達書籍查禁的指令後，保安司令部等情治單位便突擊各書店、書報攤，一旦發現可疑的書籍就立刻盤查沒收。

查扣禁書之後，情治單位會提供一張油印收據或便條，上面寫著「奉令沒收」、「暫借」。對於書店老闆來說，辛辛苦苦鋪貨的書籍，因為一紙政府公文遭到沒收，根本無法作生意，內心叫苦不已。

此外，正在印刷廠內印製的刊物也會被攔截，無孔不入，阻絕可議圖書流通於市。查禁圖書的過程中，情治單位會要求書店老闆或出版者撕去敏感內容再行販售。

1987年7月，解嚴令的頒佈是臺灣走向自由化發展的重要一步，然出版品仍在〈出版法〉的審查制度下，直到1999年才被廢止。期間查禁情況較戒嚴時期寬鬆，例如檢舉或查禁者可依所查扣之本數計算獎金，出版社便會留下幾本禁書，供查扣人員交差，獲得的獎金就視為提交的保護費。

 
◰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
1949年5月實施戒嚴之後，警備總部制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針對擾亂社會、違背三民主義及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等言論，進行相關的審查及懲處。在解嚴之後，管制辦法隨之失效。（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

◰ 《查禁圖書目錄》
由臺灣省政府及警備總司令部發行的禁書目錄，明列查禁法令依據，依書名之字數索引造冊，詳列書刊基本資料與查禁依據字號。《查禁圖書目錄》幾年就會更新一版，此為1966年10月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宣傳週報》第三卷合訂本
中國國民黨第四組發行，為戒嚴時期文化管制的最高指導單位之機關報，刊登黨員宣傳事項，亦不定期發佈報刊書籍的查禁動態消息。（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提供）

在「查禁」之前消失的書籍

1947年「二二八事件」，社會氛圍已達衝突的高峰，1949年「四六事件」，政府大規模取締臺灣大學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等學校學生，藉此整肅日益興盛的學潮。師院臺語戲劇社學生創辦的刊物《龍安文藝》遭到波及，為了避免牽連，蔡德本等社員主動回收《龍安文藝》，集中焚毀。

同樣受到四六事件影響的，還有林亨泰的日文詩集《靈魂の產聲》。林亨泰自知這本書難逃查禁命運，讓家人燒毀數百本印製好的詩集，僅有少數幾本流傳至今。

呂赫若在戰後投入地下組織工作，家人擔心受到牽連，將呂赫若的手稿、書籍等，埋藏在臺中老家的荔枝樹下。唯一留存的日記，是因為記載子女的生日才得以保存。

楊逵在1949年發表〈和平宣言〉，希望能平息省籍紛爭，護守臺灣和平，卻換來牢獄之災。對此，楊逵曾自嘲〈和平宣言〉的稿費昂貴，讓他吃了十幾年的免費牢飯。

這些案例非常多，他們的書或許沒有被「查禁」，但作家必須不斷試探紅線在哪裡，甚至噤聲不語。此後的數十年，臺灣走入空前嚴峻的言論管制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