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寧可錯禁一百，不可放過一本  ⭔  改個名字再出發  ⭔  [番外篇]禁書大戶

名字如何決定一本書的命運？

在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府為了有效掌控思想、言論，先後訂定《檢肅匪諜條例》、《出版法施行細則》等不計其數的審查法令，只為防堵任何可能挑戰政府權威的言論及書籍。查禁圖書理由百百種，其中最為知名的「紅線」，便是與「左翼」或中國共產黨有關連的書籍，包含該書作者、譯者留滯於中國，甚至是臺灣出版社與原中國出版社有聯繫者，多被視作「附匪」而遭查禁。

1945年戰後初期，臺灣興起學習中文的熱潮，中文書籍欠缺，大量1930年代的中國作家作品，成為學習語言的最佳教材。但隨著《戒嚴法》的頒布與國府退守臺澎諸島，兩岸分治的對峙狀態形成，這些作家及書籍卻成為查禁對象。出版業者為因應市場需求，但同時也需躲避政府的查緝與查禁，只好頻繁地更改書名與作者名，甚至到了後期書市產生「越禁越賣」的特殊現象。

                            
◰  曹禺譯《柔蜜歐與幽麗葉》
莎士比亞知名劇作，臺灣多譯為《羅蜜歐與茱麗葉》。由於翻譯者曹禺於1949年留在中國，因此被國府判定為「附匪」，其所翻譯的莎士比亞劇作也一併成為禁書。（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 左/ 鄭振鐸譯《飛鳥集》，右/ 糜文開譯《漂鳥集》
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 "Stray Birds"，1922年由鄭振鐸翻譯為《飛鳥集》。因鄭振鐸擔任中共高官，被國府判定為「匪幹」，因而查禁。臺灣另有糜文開譯《漂鳥集》版本，並未遭禁。（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典藏）

◰  巴金譯《草原故事》
本書主要描寫俄羅斯的常民生活，因作者高爾基為蘇聯重要的寫實主義作家，翻譯者巴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作者、譯者皆為左翼分子而遭到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張天翼《春風》
張天翼為1930年代備受矚目的中國作家，長於用活潑的語調描寫社會現實。國府來臺後，因張天翼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著作在臺灣被列為禁書。（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馬彥祥譯《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明威早期代表小說的集結作，無任何左翼思想內容，由於譯者馬彥祥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而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鄧克保《異域》
1960年代，長期寫作諷刺政府的柏楊被捕入獄，所有著作遭查禁。然而《異域》是以化名「鄧克保」發表，因此不同於柏楊的其他著作，此書並未被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朱光潛《談文學》
中國近代文藝理論家朱光潛的論著，探討文學理論與寫作技巧，是文學愛好者的入門書籍。然而1949年朱光潛留在中國，被視為「附匪作家」，這本文藝理論的書即遭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焦菊隱譯《安魂曲》
中國劇作家翻譯匈牙利導演貝拉巴拉茲（Balazs Bela）的劇本，為音樂家莫札特的傳記戲劇。但由於翻譯者為「附匪作家」，出版者為位於上海，的被視為「匪偽書店」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因而遭到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  麗尼譯《田園交響樂》
法國文學家紀德的代表作，因翻譯者麗尼（本名郭安仁）為「附匪作家」，遭到查禁。本書的出版單位「文化生活出版社」，負責人為巴金， 所出版的書籍幾乎全數被列入禁書名單中。（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寧可錯禁一百，不可放過一本

威權政府對於禁書的相關規定也往往牽連無辜，其中不乏因作者名而被禁的案例。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英國作家毛姆與法國作家左拉是三個著名案例。《湯姆歷險記》因特務將作者馬克．吐溫看成馬克思而被禁，甚至有特務誤以為馬克．吐溫是馬克思的弟弟；至於毛姆則因「錯把毛姆比『毛母』」，令人聯想到「毛澤東的母親」，毛姆的書因此不能入境；而法國作家左拉，則因為名字中的「左」，被視為與左派相連，著作亦成禁書。

這些透過口耳相傳的例子雖難以被證實，卻也顯示一個字就動輒得咎，查禁者寧可錯禁一百，也不可放過任一的作法，許多書籍因此成為無辜的犧牲者。

改個名字再出發

既然政府只看名字決定書籍的查禁。出版社腦筋動得快，決定替書籍、作者改名，規避可能帶來危險的名字。出版社無不希望能替這些書籍改運，免於查禁的下場。

於是不少書籍再版時將作者名改為「本社」或「佚名」，有些則是改用字號稱之；又或者移除姓名的中間字，譬如陳寅恪改名為陳寅，朱光潛變成朱潛。希望有心人能夠按名索驥，找到真正的作者。不斷改名卻也造成同一本書，作者卻不同名的獨特現象。更有甚者，是將原作者的名字抹去，冠上自己的名字，挪用為自己的著作。

這些移花接木的方式，莫不是出版社為了躲避查禁大刀，或想辦法推廣經典名作，或為維持出版利潤。

◰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
本書內容從臺灣民主國成立到武裝抗日失敗為止。由於擔心書籍遭日本政府查禁銷毀，洪棄生派次子洪炎秋帶至中國印刷，分贈到不同單位，並將書名改為《臺灣戰記》，作者易名為「洪棄父」。（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中國文學發達史》（左）、《中國文學發展史》（右）
作者劉大杰，1949年後留在中國，被國府視為「附匪作家」，遭到查禁。本書為大學中文系的重要教科書，需求殷切，出版商將之改名《中國文學發達史》，或將作者名改為「本社」，以躲避政府的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吳明實譯《湖濱散記》
美國作家H.D.梭羅著，譯者標註為吳明實，為「無名氏」之諧音。實際上譯者為徐遲，1949年留在中國，被國府視為「附匪」，他的著作、譯作皆遭查禁。（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改名相關剪報（左：《臺灣民聲日報》1971年8月11日、右：《正氣中華報》1963年9月16日）
從這兩則報導可知，在需求殷切的情形下，出版商甘冒查禁的風險，將禁書改名後販售。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數位典藏服務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