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事實不只存在於白紙黑字】

1915年夏天，南臺灣發生了一件大事。臺南的山上，聚集了一群不滿日本政府統治的志同道合者。為了他們所期望的行動，他們商量已久，其中一名重要夥伴卻突然被抓，因此走漏了消息。日本警察入山搜索，這批反抗軍襲擊了他們，兩邊衝突趨於白熱化。此後半個夏天，山上紛紛擾擾，反抗軍與日警衝突不斷。總決戰發生在八月初，反抗軍揮舞著大旗，包括裸著上半身的刀槍隊以及負責射擊的槍手。人數多達一千人的反抗軍氣勢雖然旺盛，但是很不幸的，日本的正規軍在此時抵達。只有兩尊舊大砲的反抗軍不敵設備精良的正規軍，被包圍後退敗逃入山林，此後陸續被捕。

這起反抗事件擁有很多名字。有因為地名而叫做「玉井事件」，也有因為首領而叫做「余清芳事件」，又因為余清芳利用宗教吸收同志，而被稱之為「西來庵事件」。而日軍逮捕反抗軍後，對當地村民進行報復性屠殺，這又給了事件另一個名字：噍吧哖事件。

噍吧哖事件是日治時代最大的武力抗爭事件。參與人數之多，光是在事件之後被逮捕、起訴者，就高達一千四百多名。同時代的其他任何抗日事件，其規模都無法與噍吧哖事件相比。然而這樣一起影響深遠的事件，在日後的歷史記述當中，卻鮮少受到相應的重視。

但是噍吧哖事件也並非船過水無痕。它留在一些人心中，像種子一樣，日後發芽、茁壯。楊逵便是如此。而日後寫作臺灣武裝抗日歷史的王詩琅，也是如此。

日軍出動了武裝部隊，大批部隊從楊逵家門前浩浩蕩蕩經過。（藏品：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影本），財團法人台北市巫永福文化基金會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噍吧哖事件發生時，楊逵只有九歲。但在楊逵八十歲時，依然記得他九歲時看到的景象。他在各種訪談、口述中不斷提及，他家住在新化，位於臺南市到玉井鄉的途中。事件發生時，日軍出動了武裝部隊，大批部隊從楊逵家門前浩浩蕩蕩經過。楊逵躲在緊閉的家門內，年幼的楊逵隔著門縫，把這令人緊張的情景深深印入腦海中。

鎮壓過後，楊逵聽說了一些傳聞：據說，日軍強迫村民挖了大坑，並把這些村民蒙上眼睛，砍頭，踢進坑裡。如此成了「萬人坑」。楊逵的長兄被抓去幫日軍運送軍火，也證實了此事。

楊逵的長兄被抓去幫日軍運送軍火，也證實了此事。（藏品：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影本），財團法人台北市巫永福文化基金會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年幼的楊逵對於發生了什麼並不知情，但等到他中學時期，找到了一本《臺灣匪誌》，才發現歷史並不真實，他心中對抗日本的民族烈士，被日本人視為「匪徒」。面對「匪徒」，日本政府用的是殖民地特殊的《匪徒刑罰令》：反抗者無法獲得「政治犯」的優待，一旦被視為匪徒，便能根據此法處以極刑。

楊逵日後走上文學的道路時，是因心中「要用文學糾正被歪曲的歷史」的念頭。噍吧哖事件被歪曲的事實，與《匪徒刑罰令》這道歪曲的法令，都是令他產生「糾正」衝動的背景。楊逵往後，也總帶著不屈服於日本統治的骨氣。他投入社會運動，因此入獄十次，甚至連新婚之夜都在獄中度過，但是這也沒有挫敗他的熱忱，直到戰時情勢嚴峻，他才改行當農夫種花，並將花園命名為「首陽農場」，取的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典故，連種花都不忘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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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孩童時期所聽聞的傳說，是關於「噍吧哖事件」的一種記憶。這種記憶是否屬實呢？我們可以對照後來對噍吧哖事件的研究。在臺灣本土記憶長期受到壓抑的戰後，噍吧哖事件也逐漸遭到遺忘，研究極其有限。其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年起陸續出版，由程大學編著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四輯八冊，搜羅關於噍吧哖事件偵訊、判決等文書，比較能供學術使用。《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基本上屬於史料性質，只有一篇論文〈余清芳事件全貌〉概述了事件經過。這篇文章可說是早期研究噍吧哖事件的重要文章，該文章的作者，是作家王詩琅。

這篇論文顯示總督府的獨裁、反映村民的民族意識、因牽連數千人而影響深遠⋯⋯（藏品：王詩琅全集（卷5）余清芳事件全貌，葉石濤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在本土歷史研究都尚嫌缺乏的時代，〈余清芳事件全貌〉卻寫得十分詳細。〈余清芳事件全貌〉交代了余清芳、羅俊與江定三位首領的過去，詳述革命的經過，細至每一日的行動。行文既具體又鮮明，實屬不易。〈余清芳事件全貌〉不只細節詳細，開頭即總結噍吧哖事件的特殊意義，包括它顯示了總督府的獨裁、反映了村民的民族意識、因牽連數千人而影響深遠⋯⋯等。即便以今日視之，〈余清芳事件全貌〉都是很有格調、充滿重點的精彩論文。

〈余清芳事件全貌〉似乎是王詩琅一連串寫作企劃中的其中一篇。檢閱他的著作，會發現他對於臺灣的歷史研究抱持著強烈的使命感，並且也有能力書寫扎實、問題意識強烈的學術論文。王詩琅全集中《余清芳事件全貌》一冊，集結了他的臺灣史論文。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臺灣史的長遠關心，荷蘭時期、明鄭時期，甚至連「臺灣島的生成」他都寫過。但寫最多的，還是乙未以降臺灣人的抗日運動。在1960年到1974年這段時間，他集中於研究臺灣的武裝抗日史，他將臺灣的武裝抗日分為三階段：一、1895年乙未割臺到臺灣民主國滅亡；二、1895年年底至1902年；三、1907年北埔事件到1915年余清芳事件。王詩琅在1960年做的這個分期框架，至今日依然適用。寫完序說後，他更細部的研究北臺灣的抗日運動，將數篇文章提為「日據初期抗日游擊戰史稿」。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相當有野心、格局宏大的歷史寫作者。〈余清芳事件全貌〉一文，也展現了他對於武裝抗日事件的關心。

在王詩琅書寫抗日運動時，他的重要參考書包括《臺灣匪誌》——就是楊逵中學時曾讀到的那本《臺灣匪誌》。

儘管王詩琅在寫〈余清芳事件全貌〉時，可能也參考了《臺灣匪誌》。但是他的觀點，完全從反抗軍一方出發，他將余清芳等人稱為「革命軍」，並且同情被誘降的江定。江定在總攻之後逃脫了拘捕，躲避山林。日方誘之出降，保證他會安全無事，卻在江定出降之後判其死刑。王詩琅描繪了日方背信的經過。

或許是出於寫作者的敏銳，他也注意到事件中一些有意思的細節。例如羅俊被捕之前，「雖然身無寸鐵可以抵抗，可是他仍不願以年老示弱，鼓起勇氣撲向來捕的矢澤刑事，咬斷其拇指，然後就逮⋯⋯」隔著文字，都能感受出羅俊年老不屈的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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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和楊逵的噍吧哖事件回憶有相參考之處。楊逵九歲那年見到的日軍，應該是在八月反抗軍發動總攻之時，才被集結前往現場的正規部隊。在此之前，與反抗軍交戰的都是日警，而非日軍。

而楊逵所聽說的「日軍命令村民掘坑，並砍頭」的傳說，王詩琅則是如此談到：是由於日方認為余清芳等人之所以能進行大規模的叛亂，是因為得到地方居民的掩護。因此決定屠殺。日方要村民攜帶鋤頭掘壕，壕掘成之後，便把村民綁住，並從四方開槍射殺。——與楊逵聽聞的「掘坑」部分相符，殺害方式則有所差異。

日方要村民攜帶鋤頭掘壕，掘成之後，便把村民綁住，從四方開槍射殺？（藏品：王詩琅全集（卷5）余清芳事件全貌，葉石濤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至於死亡人數，楊逵聽聞的是「萬人」，王詩琅則言「據傳有數千人之多」。然而根據比較近期的研究，康豹認為傳言中所言的「日人不分老少大肆屠村」，可能非實情，當時老弱婦孺多逃至山林避難，應該不會有數千或數萬人遭到日軍警殺害。且日警對於村民也有安置、提供糧食的措施。但從資料看來，竹圍庄可能在1915年八月六日遭逢大屠殺，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村莊似乎有過屠村的痕跡。參與反抗的人多是成年男性，但在這些村莊都有不少女性及未成年遭到殺害，因此可能遭逢屠村。

若是這三個村莊，則死亡人數加起來上千多人——並未有楊逵、王詩琅所述的數千、上萬之數。但是這些傳聞的記述，依然代表了當時臺灣人對於噍吧哖事件的印象：正是因為重視人命、正是因為對於殺戮感到傷痛，所以傳聞才會無意間渲染了日軍的殘暴，以及慘遭殺害的人數。這或許是另一種歷史的真實——心靈層面上的。

★作家小傳

楊逵（1905-1985）生於臺南新化，曾赴日留學，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小說〈送報伕〉曾刊於日本雜誌《文學評論》。因皇民化運動文學活動減少，專心務農。戰前雖因投身運動入獄十次，時間都不長，戰後卻因撰寫千餘字的〈和平宣言〉而入獄長達十二年。

王詩琅（1908-1984）出生於艋舺的商人之家，戰前寫作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等篇，亦曾參與抗日運動。戰後長期擔任《臺北文物》、《臺灣風物》主編。自言對於讀書，非讀到「通」不肯罷手。撰述民間故事、兒童故事良多。

★觀測員簡介

謝宜安　1992年生，鹿港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會用另一個筆名「長安」活動。出版《特搜！臺灣都市傳說》，分析臺灣1990年代以降的傳說與記憶。著迷於美麗的傳說與美麗的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