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隨便拿取一個檔案夾，就是出版史的縮影。

臺灣出版史堪稱是個創意江湖，各山頭創造了各種故事，而1975年成立至今的遠流出版社，其創辦人王榮文見證了這江湖中的興衰，他從紙本、數位到空間載體的經營，以及涉獵各種多元、專業的學科，關注的就是「內容」如何創造影響力，甚至期許有朝一日臺灣也能擁有一家涵蓋作家、編輯、通路等整體產銷市場的出版中心。

文：廖淑鳳（特約撰述）        圖：臺文館、遠流出版社、翁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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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自己的臉書上，建議文化部『可願意像對待影視音一樣，為這70多年或百多年的雜誌與圖書出版產業設博物館？』」採訪伊始，遠流出版社創辦人王榮文便拋出這樣的提問，實質呼應國立臺灣文學館「江湖有字在：臺灣人文出版史特展」的開展—重視出版史、網羅不同年代的出版現象與風潮，才能逐步顯影臺灣文化的進步軌跡。當然，王榮文也是展覽的幕後推手之一。

回首來時路，開拓出版的原野

如何走上出版這條漫漫長路?故事得從王榮文遇見的兩間書店說起。1967年，北上求學的王榮文，在因緣際會下受到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系列叢書的啟蒙，其內容譯介了世界經典名著，蘊藏自由主義的思想，在尚屬戒嚴的時代，替莘莘學子開了扇面向世界的窗；此外，從衡陽街後易址、座落於峨嵋街的文星書店，亦是王榮文的啟蒙之地，作為臺灣民主化運動的推手，同時出版前衛而具啟發性的讀物，對他而言，文星不僅令他開了眼界，更影響了整世代的年輕人——而這份敬意與深情，也埋下日後他以十萬元買回文星的契機。

在學生時代，王榮文便展露了對出版編輯的濃厚興趣，並在1974年與鄧維楨、沈登恩共同創立了遠景出版社，出版了黃春明的《鑼》與《莎喲娜啦・再見》等作品，初試啼聲即創下佳績；隔年，在鄧維楨、沈登恩、吳靜吉、薇薇夫人的協助下，王榮文成立了遠流出版公司。初創時期，正好聽聞文星書店在安和路的圖書室有意轉讓的消息，於是，王榮文從遠流成立的四十萬資金中，毅然決然掏出十萬買下藏書——參考他在2008年獲頒金鼎獎特殊貢獻獎的感言：「因為我以為我買到的是對胡適對自由主義對五四思潮的一種傳承，買到的是對文星『出版原野的開拓』在地深耕的一種憧憬。」

隨著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兩大報副刊、「五小出版社」(九歌、爾雅、純文學、大地出與洪範等5間出版社)於文壇上風風火火，遠流也不遑多讓地創造許多暢銷書，躍升為台灣出版產業的龍頭之一——直到80年代，開始流傳著「五小變成八大」的說法，王榮文解釋：「解嚴之後，1988年香港的許禮平應我們要求，成立兩岸出版交流的中介公司『問學社』，這是當時政府的規定。因此「文學五小」的五個負責人，以及『戶外生活』的陳遠建、香港問學社的許禮平，還有代表遠流的我，八個人時常在一起，所以五小就變成八大，而這略帶戲謔的詞就傳出來了。」

二十多年來在圖書市場的征戰，並未讓王榮文對「出版」的探索止步，興許是窺見數位化的浪頭翩然來到，他於2000年創立「wordpedia.com智慧藏公司」，發展線上百科全書與數位出版；並在2002年成立ScientificAmerican的中文版《科學人》雜誌，隨後在2007年投入華山文創園區的創設經營，另闢出專營會議、展覽、表演與店舖四者匯聚的這本空間大書，再度成為眾人焦點。回頭來看，從紙本到數位，從線上到實體空間，王榮文不畏嘗試，勇於挑戰各種可能性，細看他的江湖步履，儼然走成了一部臺灣出版史的微型縮影，更讓「出版」一詞擴大了詞意，增添各種可能性。

橫跨紙本到數位，為知識搭建平臺

一路走來，王榮文坦言出版事業並非全然順遂。早在20年前，王榮文便已瞧見數位化的商機，並出資投入數位出版與電子書的研發。然而他的腳步走得太快，而當時臺灣的閱讀習慣、軟硬體環境與付費機制皆未成熟，計畫終不敵虧損而以失敗告終。

「那時，我以為紙本要被數位取代了，所以投入很多資源做電子書。」回顧過往，王榮文笑得坦然：「數位方便，紙本溫暖，追求知識的樂趣跟需求不滅，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應該不會看到紙本被取代，因為拿著一本書還是很快樂啊!」

在這般充滿樂觀的談話中，王榮文話鋒一轉，拋下讓人驚呼的重磅消息：「不過，我會在7月底宣布，《科學人》雜誌即將停止紙本出版。除非有奇蹟，否則12月就是結束《科學人》紙本的時間點—當然我還是期待出現新的轉型機會。」成立於1845年的ScientificAmerican，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各種科學新知，成立至今已成為全球科普雜誌具有公信力的第一品牌，2002年由遠流出版集團引入臺灣，風光上市，並連年獲得金鼎獎的肯定。

然而，成立至今屆滿20年的《科學人》，七年前因訂戶與零售量雙雙下滑，虧損逐漸擴大，「雖說紙本停刊，但我會持續付版權金，維持ScientificAmerican網路版雜誌，因為只有他們把關權威可信的科學內容。」在閱讀碎片化的時代，紙本媒體該如何轉型?好的知識內容又如何傳布到閱聽大眾眼裡?這是屬於這個時代的課題。

打造一座出版博物館，為無名英雄留下珍貴資產

「當時買下文星圖書室後，我與詹宏志一起，依據留下的合約為基礎，把不合理的合約條件重新調整。」由於過往的出版習慣，一紙合約往往代表永久出版；然而，若是出版社倒閉，作家與版權又該何去何從?王榮文認為，為了保障作家，合約需隨時代調整，這些藏身於書後、人後的背後細節，正也意味著代出版產業一點一滴的演進。

信手拿起桌上的陳舊文件，都是與作家往來的通信，王榮文笑問：「你知道這些資料為什麼重要?因為出版社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失敗計畫。」他以手中與三毛的書信為例，當時主編的陳雨航建議，以一位當紅作家為名來辦雜誌，詹宏志認為此人選非三毛莫屬，遂擬定了完整的企劃，並由王榮文以董事長的身份親自出馬。儘管，三毛當時已和皇冠出版社合作，計畫因此胎死腹中，不過這些作家、作品背後留下的珍貴文件，卻成為事件的唯一紀錄，構成了一個「Insight Story」，令他印象深刻。

從王榮文手中展現的珍貴書信，牽引著我們感受編輯與作家之間，或許是情誼，也可能是交鋒，這些筆墨通信，成為故事、構成歷史，這也是出版產業需要有一座博物館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王榮文對「收藏出版」的信念，尚可在2005年時「搶救蘭記書局」中看見端倪：「2005年7月初的午後，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原來是蘭記的後代告訴我們，書店明天就要清掉。我馬上決定驅車嘉義，盡可能地保存這家1919年成立的臺灣第一家書店的文物。」搶救回來的文物，有橫跨多年的歷史出版品、各式主題的代銷書籍、圖書目錄、書店帳本、與書商的往復資料、圖章、剪報，還有包括創辦人黃松軒的蒐藏品。王榮文的親身行動，如同守門員般留住了這些珍貴文物，也留住臺灣出版產業的開發奮鬥史裡，精彩的一頁。

王榮文提醒，學院內的研究，大多只關心作品或作家本身，少有出版編輯或是產銷市場方面的討論；然而探究背後的故事，才能知曉臺灣歷史整體的構成：「我希望替這些無名英雄說話，有文學專門博物館很好，但僅有作家作品，看不到出版家的影子，那便不是完整的歷史。」深知文字是弱勢，他也希望能為圖書出版找到過去的根，釐清過去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重新脈絡化過往遭忽視的產銷觀點—對於出版，仍有太多的記憶等待挖掘，尚有太多的故事亟需採集，這些未竟之處，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當年收購「文星書店」，裡頭也包含了當時出版社如何與作家簽署合約。

當年遠流曾想邀請三毛擔任雜誌總編輯，雖然最後沒成，但可以了解當時出版社、編輯，以及作家是如何溝通往來。

備註：出自《臺灣文學館通訊——閱：文學》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