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

　　臺灣現代主義文學 (Taiwa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為1960年代主導臺灣文壇的文學風潮，由詩人紀弦於1956年在《現代詩》雜誌上發表宣言，強調「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作為先聲。學者陳義芝指出，溯其源，其實早在殖民地時期留日詩人水蔭萍於1933年創辦的《風車》詩刊，即已提倡超現實主義，可視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之端。隨後以臺大外文系學生為主要作家群和推手的《現代文學》於1960年的〈發刊詞〉中，提出「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行事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新新的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在這之後，作家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實驗性的作品、並透過論戰或是文學批評，試圖釐清「現代主義」的精神與內涵，以及引進臺灣文學場域之後，「現代主義」可以帶來什麼樣創新的文學語言和形式？對文學傳統產生什麼樣的衝擊？「現代性的追求」堪稱此時期文學的精神，而展現於文學風格之上，就是透過翻譯引介，從國外二十世紀初流行於西方藝文界的種種潮派汲取靈感，進行文學形式的實驗，以及文學語言的革新。學者張誦聖(Yvonne Chang)認為，「對高層文化和世界性藝術的雙重追求」是臺灣現代主義作家努力的目標。

　　一般認為，戰後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出現， 與當時美援文化（1951~1965）有關。臺灣在戰後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系統，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高度依賴。現代派主張的「西化」，有其歷史社會脈絡。不可否認，美國新聞處在當時臺灣文壇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包括其與當時重要文學刊物（如《現代文學》、《文學雜誌》）的密切關係，以及對於西方文化思潮的積極引介，都對當時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風行，有推波助瀾之效。除此之外，陳芳明認為，在1930年代末在上海風行一時的法國象徵主義，以及日本現代主義，透過詩人紀弦和本土詩人林亨泰在《現代詩》的活動匯聚，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脈絡。張誦聖指出，現代主義作家挑戰了1950年代臺灣文壇所流行的抒情散文和軟性文學的挑戰，堪稱一個「文化菁英份子的前衛藝術運動」。

　　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實踐和主張，在當時引發幾場重要論戰。就詩的場域而言，包括1957~1958年紀弦與覃子豪為主的第一次現代詩論戰，1959~1960年有關象徵詩派定義的論辯、1959~1960年有關「新詩vs.古典詩」的論戰、以及1961詩人余光中和洛夫環繞著余光中詩作〈天狼星〉的論辯。這一波波的論辯，主要成員包括《現代詩》、「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的作者群，戰場則主要在《現代詩》、《藍星詩刊》、《創世紀》、《現代文學》、《自由青年》這些文學雜誌，反映了同仁文學雜誌在當時文學生產與傳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這些有關「現代詩」的相關辯論中，許多來自國外的思潮語彙不斷出現，包括「象徵派」(symbolism)、「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未來主義」（Futurism）、「達達主義」(Dadaism)、「立體主義」(Cubism)等等，透露了當時臺灣現代主義詩人主要的關懷與探討課題。

　　而就小說而言，現代主義小說特殊的語言形式和突破當時尺度的內容議題也常引發熱烈的激辯。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1967）、王文興的《家變》（1973）、歐陽子的《秋葉》（1980）是最著名的例子。現代主義小說的實踐與推展，由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一群夏濟安的學生於1960年所創立的《現代文學》厥功至偉，不僅透過專輯介紹二十世紀初的國外作家，包括卡夫卡(Franz Kafka)、喬埃斯(James Joyce)、勞倫斯(D. H. Lawrence)、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葉慈(Yeats) 、沙特(Jean-Paul Sartre)、卡繆(Albert Camus)等等，也刊登這批學生的實驗創作。王禎和深受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心理分析理論影響的〈鬼、北風、人〉（1961）、白先勇嘗試「意識流」技巧的〈遊園驚夢〉（1966）、王文興進行現代主義式「時間」與「空間」實驗的〈日曆〉（1960）、〈命運的?線〉（1963）和展現王文興獨特文學語言的《家變》連載（1972年9月~1973年2月）、以及歐陽子試圖透過嚴謹的敘述觀點掌握，來深入刻畫角色心理，創造諷刺效果的〈半個微笑〉（1960）等等，最初都發表於《現代文學》。此外，《筆匯》和《文學季刊》也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推手。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大將王禎和在《文學季刊》上發表了不少他早期精彩的作品，包括語言實驗性質濃厚的〈嫁妝一牛車〉（1967）。相較於現代詩論戰一再出現的種種外國藝術流派名稱，小說場域裡的關鍵詞則是敘述觀點、語言實驗、戀母情結，以及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名字：如Henry James、D. H. Lawrence, James Joyce, William Faulkner等。 

　　學者張誦聖在她研究臺灣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的經典著作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裡提出這樣一個看法：臺灣現代主義文學和鄉土文學代表了臺灣1960~1980文學場域裡的兩種不同的文化運動：試圖創造「另類」(alternative)文化構圖的現代主義和標舉「反對」（oppositional）精神的鄉土文學。她認為，從半世紀後來評論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功過，有關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是否忠實移植和正確詮釋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精神與內涵，已不是瞭解這個時期文學的關鍵議題。當時的作家引介西方現代主義，為當時文壇創造了新的動力（generation of new dynamics），翻新了文學的表現模式，為當時的文壇注入一股活水。而這些作家們服膺的文學藝術獨立的價值（”the belief in the autonomous status of art）和對於「美學」(aesthetics)的探索，不純然是一種「藝術為藝術」的實踐而已。放在196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遭到查禁、1963年「船長事件」導致作家林海音請辭《聯合報》副刊的主編職務，以及1968年作家陳映真等36人因組讀書會被捕這樣的社會歷史脈絡下，臺灣現代主義作家嘗試另類文化的形構，開闢了文學空間，也留下了許多臺灣文學的傑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