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文｜徐淑賢・圖｜臺文館

族群多元的臺灣島，曾經有個「詩人島」的稱號。從因颱風漂流至臺灣的沈光文、因戰事來臺的鄭成功，再到1683年納入清帝國版圖，臺灣古典詩人的養成，隨著詩人們在此地的任官、游幕，以及參與科舉制度，在私人講學、官學、書院中一步步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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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然衝到自己面前的新世界

清代臺灣古典詩人的長成，主要隨著清王朝對島嶼管轄範圍與力道由南到北的推進，以臺灣府城的崇文書院、海東書院，到彰化的白沙書院、諸羅的玉峰書院，再到泰山（後來遷到竹塹）的明志書院、噶瑪蘭的仰山書院、澎湖的文石書院等六十多座書院為基礎，開展出扎實的文教體系；為了訓練自己使用北京官話的能力，詩人們也會前往當時的臺灣府（今臺南）、諸羅縣（今嘉義）、鳳山縣（今高雄）與彰化縣（今彰化）等地的「正音書院」矯正自己的發音。從1704年起到1895年間，一批又一批的詩人們除了學習應試需要的八股文、試帖詩外，臺灣的風土民情、族群文化、水文地景、氣候變化等特殊性，都是他們創作時的書寫對象。詩人們在科舉的制度下，帶著傳統典籍的知識、詩文創作的能力、書法素養的積累，走在通往青雲的道路上，一走就將近兩百年。

說真的，從邁入19世紀起，詩人們已然感受到東亞海上的風起雲湧，特別是1860年起淡水、安平、打狗陸續開港通商；南北兩地有馬雅各、馬偕入臺傳教；古典詩人家族經營的郊商生意，開始遇到洋行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而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清王朝的各種角力，多多少少也波及島嶼上的人們。

但大家怎麼樣也想不到，習以為常的日子與熟悉的生活規則，竟有被擊破的一天，那些知道但沒有意料過會轟然衝到自己面前的新世界，扯壞大家過往相信的日常與體制，1895乙未割臺的這一年，詩人們究竟要為王朝而戰？要為家族而逃？要選擇自己以什麼狀態的死？或者走向茫茫不可知的生？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同文」背後暗藏的神祕空間

經歷兩年的惶惶不可終日，1897年左右臺灣局勢漸趨穩定，身經百戰的詩人們開始探索自己在新時代的戰略位置。接著，他們發現了殖民者口中的「同文」背後，所暗藏的神祕空間。

百廢待興的時刻，詩人們首先與殖民者競爭的，是關於「教育」的戰場。當殖民者開始將各地的廟宇、書院空間，打造為新式教育的基地；詩人們在家中開設書房與私塾。當殖民者在國語傳習所、公學校中傳授「國語」、習字、算術、唱歌、體操等科目；詩人們開始啟動各類啟蒙教材的編纂，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王石鵬於1900年所編寫的《臺灣三字經》，它跳脫了傳統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等從人性教育、歷史知識、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角度傳授知識的路線，改從「爾小子，生於斯；地理誌，宜先知。舉臺灣，細參考；連沖繩，諸小島」作為開頭，將臺灣島的地理環境，以及與周邊島嶼的地緣關係為做為學習基礎，由此結合歷史發展、自然資源、族群互動等議題，開展出一部本土的童蒙教材，脫離科舉導向，轉而從島嶼視角出發，探索「島人知識」的範疇。

詩人們爭取的第二戰場，是「詩社與詩會」。在殖民官方以「書同文」作為合理化殖民統治、淡化殖民者異質性的手段，同時引入大批具有漢詩文創作能力與漢學根基的日本官吏來臺任職，甚至由總督或民政長官召開詩會，款待與招撫島內仕紳，對於詩人間的結社也沒有嚴格控制。對於詩人們而言，這塊模糊／彈性的空間，成為延續過往詩歌唱酬、情誼聯繫，並進行漢文傳播的樂土，高峰時期，全臺大大小小詩社總計超過一百個，儼然再現施士洁筆下的「詩人島」盛景。

在詩社與詩會的戰場中，臺北瀛社、臺中櫟社、臺南南社各自引領了不同的方向。詩人們在漢詩文創作中，一面與日本漢詩人鬥詩鬥智，一面爭奪文化的詮釋權。有些詩人們寫著寫著，從競爭寫成了相惜，成為終身的朋友，譬如櫻井勉與新竹竹社的詩人群；有些詩人們從日常共事裡，逐漸看見雙方共同的愛好，譬如在《臺灣日日新報》工作的尾崎秀真與黃植亭、魏清德與王少濤；有些詩人寫著寫著，從中看見時代文學的動向，打開一手寫古典、一手寫現代的二刀流，譬如賴和、周定山、陳虛谷、王敏川；也有些詩人著手運用漢文學的外在，包裹新時代文學的內涵，嘗試將傳統小說，寫出了推理與偵探，譬如李逸濤、魏清德與謝雪漁，既創造了報紙的銷量，也推高了漢文小說的趣味性。

在新興事業中開拓新局

對外的戰場仍在如火如荼，對自己的戰場也不能迴避。雖然在日本殖民的時空下，古典詩人失去了過去經由科舉，進入王朝體制任官的生計之路，但原有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以及面對新時代的新式經歷或開放態度，讓他們得以在許多新興事業中開拓新局。除了與文字生活相關的新聞媒體業，與傳授知識相關的各類學校教師之外，居住於臺北樹林，曾經參與鄉試科舉的黃純青，就與親友合股開設「樹林製酒公司」生產紅露酒；而在《臺灣日日新報》擔任編輯的謝雪漁，除了寫詩、寫小說、寫評論，還參與基隆顏家事業群下的臺灣興業信託的投資，甚至加入雲泉商會擔任監察人；也有結合自身文化愛好、藝術鑑賞能力，多次前往中國購入明清書畫名品，返臺後舉辦展覽銷售會，一步步打造出個人書畫銷售專業形象的張純甫；更有擅長漢詩、精於漢學，作為臺南南社重要成員的黃欣，在經營過農場、魚塭之後，投入東京電器製作株式會社、臺灣製紙株式會社、臺南集義公司、臺南建築組合、臺灣藥材輸入商組合等工商業、土地開發業的世界，順便培養了攝影的嗜好。

 然而，所有外顯的戰鬥與探求，其實都發源於內在自我的靈魂拷問。1895年不僅僅是一次政權上的斷裂，也是傳統價值標準的斷裂，為了回應斷裂何以發生，斷裂如何修補，日治臺灣古典文人透過重新打造教育體系、串連組織、轉換創作內涵，甚至走出臺灣，在旅日、旅中、旅南洋、旅歐美的過程中，旅出一篇篇旅行詩、旅行散文，更旅出一本《環球日記》。除了分享新奇有趣的旅遊觀察、吐露思古懷舊之情外，古典詩人們或許更想回答的是，為何臺灣是現在的樣子？我所身處的「現在」究竟在世界局勢變化的哪一段光譜上？

時間讓詩人遠去，但這些提問，到現在，仍然是我們持續追尋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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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賢

花蓮人，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學分班講師。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書畫商業活動。著有專書《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新北：花木蘭，2013），期刊論文〈《卷密書室札記──張純甫日記》（1933-1937）中的書畫銷售與經營〉（2021）。

圖說｜

因乙未割臺中斷科舉之途的黃純青，在日治時期投入新興事業，以開設「樹林製酒公司」生產紅露酒著名。直到戰後，仍在政商界與詩壇發揮影響力。圖為臺文館藏「黃純青與薇閣詩社成立於晴園留影」，為1949年所攝，黃純青為圖中下排左二。

臺文館藏「吳瀛濤手抄《臺灣三字經》

*原刊載於《臺灣文學館通訊 —— 閱：文學》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