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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戰鄉土—臺灣是臺灣的鄉土，還是中國的邊疆？
「臺灣文學」逐漸浮出檯面
長久以來，「臺灣文學」都棲身在「中國文學的一支」底下。漸漸地，有人開始自問：我們為什麼要當別人的一支？我們難道不能是我們自己嗎？
【主要論爭】
在漫長的戒嚴時代，「臺灣文學」曾經是一個禁忌語彙，主張它的獨立性就可能遭致政治打壓。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從「文學是否應該關注現實」開始，卻也意外將「臺灣文學」的問題拉上檯面，啟動了後續的「邊疆文學論戰」、「臺灣意識論戰」。臺灣文學究竟可以是什麼？它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橋副刊論戰」曾經熱烈討論過、卻沒能解決的議題，於1970年代到1980年代破土而出，重新躍上文學論戰的擂台。
◎1977-1978鄉土文學論戰：「左、右、統、獨」大會戰
戒嚴時期，官方立場較為親密的文人，主要是「反共文學」及「現代主義」兩個系統。他們的文學觀點有很大的差別，但同樣對於描寫臺灣現實社會的「鄉土文學」有很強的敵意。「反共文學」不喜歡「描寫臺灣」，「現代主義」不喜歡「描寫現實」，兩造一拍即合，合力攻擊1970年代逐漸興盛的「鄉土文學」，遂引爆了「鄉土文學論戰」。
朱西甯：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余光中：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在「回歸現實」的思潮下，1970年代漸漸以描寫現實、思考社會問題的「鄉土文學」為主流。相對的，親官方的「反共文學」陣營，與主張西化的「現代主義」陣營，都開始向「鄉土文學」發起挑戰，於是爆發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這次論戰以親國民黨官方的銀正雄、朱西甯、彭歌、余光中的作家為攻擊主力，發文批判鄉土文學。
他們批判的路徑大致有二，一是指責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有「為匪宣傳」的嫌疑，如余光中的〈狼來了〉。二是指責鄉土文學的「地方主義」、「分裂主義」傾向，有臺獨的嫌疑，如朱西甯質疑臺灣人：「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而余光中在文章中威脅對手「檢查自己的頭」，也引起文壇譁然，至今仍有許多作家不能諒解。
因此，「鄉土文學論戰」雖是文學論戰，實際上也是政治、社會性質的論戰。「要不要寫鄉土」、「什麼是鄉土」的質問，背後帶有森然的政治拷問：你是不是反對政府？一場肅殺的政治風暴直撲文壇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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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僅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臺灣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文學的作品。論戰初期，葉石濤便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葉石濤代表的是本土派陣營，但在當時壓迫的氛圍中，尚不能完全舉起臺灣獨立的大旗。
然而，這篇文章用「臺灣意識」、「以臺灣為中心」、「站在臺灣的立場」來講「鄉土文學」。在這個立場裡，「鄉土」就是「臺灣」，因此「鄉土文學」的概念，實際意涵就是「臺灣文學」。儘管概念迂迴，但在戒嚴時期，已是冒險踏出的一步。
整體來說，本土陣營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較為低調，發文數量不多。但葉石濤這篇文章開啟先聲，也預示1980年代、1990年代「臺灣文學」崛起的浪潮。
尉天驄：我們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他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分裂的地方主義。受到官方立場攻擊最兇的，是以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作家為首的「鄉土文學作家」陣營。這一陣營多少帶有左派立場，因此在官方作家的抹紅戰術下，也是壓力最大的一群。
其中，陳映真才從政治牢獄中，被放出來兩年，就冒著風險站上前線。他一方面以〈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反駁余光中、彭歌等親官方作家的說法，主張回歸現實、反對西化；另一方面，他又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反駁葉石濤，反對葉石濤的「臺灣文學」意圖。
這便是「鄉土文學論戰」複雜之處。雖然論戰表面上是「官方攻擊民間」，但實際上，民間作家也有各自的立場。在面對官方的右派觀點時，左派共同力挺「鄉土文學」的旗幟；但若進一步追問「是哪一個鄉土？」同是左派的陣營，便產生「統派」陳映真與「獨派」葉石濤之分。
胡秋原：如果有人報告「狼來了」，也要看看，找內行人來看看，是否真狼，也許只是一隻小山鹿呢？……我以為在文藝上最好政策就是遵守憲法規定，同時供給作家以便利，鼓勵愛國反共作品，聽其自由競爭與辯論。政府參與文學論爭，將成為笑談，若揚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鄉土文學論戰」挑動左、右、統、獨各種敏感話題，但最終卻奇蹟地，沒有遭遇政府大規模清算。一般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開明文人介入，踩了煞車之故。
其中，任卓宣以「三民主義」的用詞包裝鄉土文學，向官方闡明「此工農兵非彼工農兵」。而胡秋原也以其自由主義立場，主張政府無須介入文學論爭。
他們都是黨國資歷深厚的文人，黨內份量不小。因此，他們雖非文壇中人，卻成功以政治份量保護了文壇。
最終，官方下令終止這場論戰，但也沒有逮補任何參戰作家。而這看似嘎然而止的論戰，卻為解嚴前後百花齊放的文學盛景蓄積了能量。從後見之明來看，這不但是「反共文學」徹底破滅的最後一戰，也是「（各種）鄉土文學」掙脫束縛的一戰。
《筆匯月刊》2卷 5期（革新號）
《筆匯》是1950年代末的重要文學雜誌，前一階段由中國文藝協會發行，後一階段由尉天驄主編革新號。此二階段反映臺灣文壇從1950年代反共文學，到1960年代現代文學的轉變。革新號以西方名畫為封面、引介西方文化思潮，並提供作品與評論的發表空間。2卷5期以「批評特輯」為主題。(李魁賢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仙人掌雜誌》第2卷 第6號
1977年3月《仙人掌》雜誌創刊。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以論壇方式，邀請相關領域作者發表，議題觸及文學與人權、法治、社會等。也因此成為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戰場。(林金泙家屬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臺灣文藝》105期
《臺灣文藝》1964年由吳濁流創辦，是戰後重要的本土文學雜誌。關注文學，亦延伸至社會、政治，記錄半世紀臺灣文學的發展。1987年5月發行105期，由臺灣筆會接辦，楊青矗主編，以「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回顧」為主題。除了回顧論戰後臺灣文壇寫實主義發展，也論及美術中的鄉土，及臺灣新電影的發展。(財團法人臺北市巫永福文化基金會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14期
葉石濤在此篇文章中提出「臺灣意識」，認為臺灣的鄉土文學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葉石濤這篇導論為日後臺灣文學發展推進巨大的一步。(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台灣新文學》1997秋冬季號（9）、1998春夏季號（10）
1995年由宋澤萊主編、王世勛任發行人，2000年停刊，共發行十六期。《台灣新文學》是本土路線的雜誌，每期皆有文學評論與文學作品，培養臺灣年輕創作人才，提供發表空間。1997、1998年以「戰後臺灣第二波鄉土文學運動」為專輯，重新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以降的作家與作品。(李魁賢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尹雪曼〈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始末〉
尹雪曼（1918-2008），本名尹光榮，曾主持《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工作，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代表官方立場。此文章提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兩點意義：其一為60年代文藝界西化風潮的反動，其二為今日「本土化」的先聲。(方荷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81「邊疆文學」論：臺灣可以不是中國嗎？
1981年，詹宏志發表文章評論「聯合報小說獎」的得獎作品，文章開頭的一小段引言卻引起不小的爭議：臺灣文學是中國的邊疆文學嗎？1980年代，臺灣本土派已然興起，對於臺灣的主體性也多有看法，「邊疆」一說引爆了本土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
詹宏志：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那幾個名字？……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鄉土文學論戰」當中，民間陣營已就統獨問題有過一次交鋒。到了1981年，詹宏志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再次掀起統獨的討論。
文章中，詹宏志假借東年口吻，寫下：「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他悲觀地認為，以臺灣量體之小、臺灣文學時間之短，終究只能成為「中國文學的邊疆」。
這個「邊疆文學論」引起本土派的不滿。隨後，《臺灣文藝》刊出〈文學十日談〉，邀請宋澤萊等多位本土派作家發表反駁意見。
臺灣文學應以自身為主體，成立「臺灣文學」這個領域；還是應該以中國文學為中心，自居於「中國的邊疆文學」？兩派在此進行更多的論述，甚至因此傳出「臺灣文學南北分裂」的傳言。事實上，臺灣文學並未以南北為界，但臺灣作家們確實以統獨為界，各自形成不同的陣營。
這一論戰，也成為1983年「臺灣意識論戰」的導火線，進一步使統獨問題檯面化。解嚴前夕的氣氛，正在劇烈地衝撞著。
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書評書目》第93期
1972年由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創刊。三分之二篇幅刊載書評，其餘刊載書目，是臺灣戰後最早的書評刊物，兼具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料保存功能，共發行100期。1981年，詹宏志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提到臺灣文學是否只是中國文學的邊疆，引起文壇爭議。(林瑞明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宋澤萊〈文學十日談〉，《臺灣文藝》革新號第20期
1981年7月出刊的《臺灣文藝》革新號第20期，由鍾肇政主編。本期「臺灣文學的方向專輯」，針對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議題舉行座談，邀集多位作家共同討論臺灣文學的定位。同期刊出宋澤萊〈文學十日談〉，發表對臺灣文學的看法與建言，是為本土派作家對「邊疆文學論」的反擊。(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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