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文白之爭」的向度
隨著教育改革的進度，國文課本的「文白之爭」浮上檯面，成為社會迴響最大的文學議題。當作家開始討論國民教育，也意味著作家不再被政治壓制，而是反過來影響政治......。

【主要論爭】

文白之爭，是從教育系統所爆發的「語言」、「認同」的議題。由特定的意識所守護的「傳統價值」宛如銅牆鐵壁，禁錮著文學教育的發展。臺灣新文學運動從「新舊文學論戰」對古典文學的批判開始，一百年後，卻又爆發了「文白之爭」，再次上演「白話vs文言」的論戰，正提醒了我們臺灣新文學的未竟之業。「文白之爭」雖然是教育議題，卻引動了大批作家參戰，雙方的論述也踵步前面我們提及的所有論戰，探討語言、現實、認同、傳統、文學價值等議題，頗富象徵意義。

◎2017文白之爭：一百年來的變與不變

隨著教育改革，國文課本的「文言文比例」成為作家戰場。「反對文言文調降」陣營強調延續中國文學經典；「支持文言文調降」陣營，則認為國文課本應加強與本國現實、歷史的連結。這場論爭，最終以文言文比例調降作結，成為戰後臺灣第一份「現代文學比例過半」的國文課本。

〈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我們更擔心輕率的改動，讓菁英階層與非菁英階層的學生再一次分流，有能力的家長會為孩子尋求額外學習古典文學的機會，而弱勢學子則無所適從，語文程度將低於國際水準。

2010年代，「課綱」的擬定成為各方爭論的戰場。特別是關乎國族認同的「歷史科」與「國文科」，更是焦點中的焦點。到了2017年，由於新課綱擬調降國文課本的文言文比例，遂引爆「文白之爭」。

「反對文言文調降」與「支持文言文調降」兩個陣營，都有大量作家參與。其中，作家齊邦媛、白先勇、余光中、簡媜、司馬中原、朱天文、朱天心等作家，參與反對文言文調降的〈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連署。

這一份連署，強調延續中國文學經典的立場，批評新課綱對文言文的調降是「輕率的改動」，並認為這會使學生「語文程度低於國際水準」。此一立場，大致延續了較為保守、忽視本土文學的文壇主流意向。也因此，「文白之爭」有時被詮釋為「中文vs臺文」之爭。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日治時期與戒嚴時代，作家們的爭論往往被政治力斬斷，毫無抵抗之力；「文白之爭」反而是作家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思考如何擘劃文學教育。這種由下而上、由文學影響政治的論爭，確實展現解嚴之後，臺灣民主化的成果。

〈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臺灣新文學教材──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若仍偏執於文言文教材，乃是守舊主義的依賴，更是在臺灣的殖民意識、不合時宜的中國結再現。

作為「支持調降文言文」的陣營，另一群作家發起〈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臺灣新文學教材──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的連署。支持這份連署的作家，包含鍾肇政、鄭清文、林亨泰、李魁賢、東方白、吳晟、向陽、宋澤萊等。

這份連署強調國文課本選錄的作品，應加強與本國現實、歷史的連結，因此不但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也訴求加強臺灣台語、臺灣客語的文學教育。

有趣的是，「本土」常常被社會主流視為陳舊、保守的符號，但在「文白之爭」中，卻搖身一變，訴求文學教育的現代化革新，以與訴求「延續中國文學經典」的文言文陣營相對。

這場論爭，最終以文言文比例調降作結。108課綱下的國文課本，因此成為戰後臺灣第一份「現代文學比例過半」的國文課本，與世界各國的標準更近一步。

從1920年代，張我軍掀起「新舊文學論戰」，到2017年的「文白之爭」，這兩場論戰象徵性地括住一百年來的臺灣文學諸論戰。「新舊文學論戰」催生以白話文為主的新文學，「文白之爭」則使以白話文為主的現代文學成為文學教育的主流，彰顯臺灣文學的發展與進步。

這一百年來，作家們思索文學跟現實、政治、歷史、美學的關係。正是無數執著於筆戰的作家，給予文學不斷向前衝刺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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