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逐漸浮出檯面
長久以來,「臺灣文學」都棲身在「中國文學的一支」底下。漸漸地,有人開始自問:我們為什麼要當別人的一支?我們難道不能是我們自己嗎?
【主要論爭】
在漫長的戒嚴時代,「臺灣文學」曾經是一個禁忌語彙,主張它的獨立性就可能遭致政治打壓。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從「文學是否應該關注現實」開始,卻也意外將「臺灣文學」的問題拉上檯面,啟動了後續的「邊疆文學論戰」、「臺灣意識論戰」。臺灣文學究竟可以是什麼?它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橋副刊論戰」曾經熱烈討論過、卻沒能解決的議題,於1970年代到1980年代破土而出,重新躍上文學論戰的擂台。
◎1977-1978鄉土文學論戰:「左、右、統、獨」大會戰
戒嚴時期,官方立場較為親密的文人,主要是「反共文學」及「現代主義」兩個系統。他們的文學觀點有很大的差別,但同樣對於描寫臺灣現實社會的「鄉土文學」有很強的敵意。「反共文學」不喜歡「描寫臺灣」,「現代主義」不喜歡「描寫現實」,兩造一拍即合,合力攻擊1970年代逐漸興盛的「鄉土文學」,遂引爆了「鄉土文學論戰」。
朱西甯: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
余光中: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在「回歸現實」的思潮下,1970年代漸漸以描寫現實、思考社會問題的「鄉土文學」為主流。相對的,親官方的「反共文學」陣營,與主張西化的「現代主義」陣營,都開始向「鄉土文學」發起挑戰,於是爆發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這次論戰以親國民黨官方的銀正雄、朱西甯、彭歌、余光中的作家為攻擊主力,發文批判鄉土文學。
他們批判的路徑大致有二,一是指責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有「為匪宣傳」的嫌疑,如余光中的〈狼來了〉。二是指責鄉土文學的「地方主義」、「分裂主義」傾向,有臺獨的嫌疑,如朱西甯質疑臺灣人:「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而余光中在文章中威脅對手「檢查自己的頭」,也引起文壇譁然,至今仍有許多作家不能諒解。
因此,「鄉土文學論戰」雖是文學論戰,實際上也是政治、社會性質的論戰。「要不要寫鄉土」、「什麼是鄉土」的質問,背後帶有森然的政治拷問:你是不是反對政府?一場肅殺的政治風暴直撲文壇而來。
葉石濤:僅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臺灣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文學的作品。
論戰初期,葉石濤便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葉石濤代表的是本土派陣營,但在當時壓迫的氛圍中,尚不能完全舉起臺灣獨立的大旗。
然而,這篇文章用「臺灣意識」、「以臺灣為中心」、「站在臺灣的立場」來講「鄉土文學」。在這個立場裡,「鄉土」就是「臺灣」,因此「鄉土文學」的概念,實際意涵就是「臺灣文學」。儘管概念迂迴,但在戒嚴時期,已是冒險踏出的一步。
整體來說,本土陣營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較為低調,發文數量不多。但葉石濤這篇文章開啟先聲,也預示1980年代、1990年代「臺灣文學」崛起的浪潮。
尉天驄:我們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他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分裂的地方主義。
受到官方立場攻擊最兇的,是以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作家為首的「鄉土文學作家」陣營。這一陣營多少帶有左派立場,因此在官方作家的抹紅戰術下,也是壓力最大的一群。
其中,陳映真才從政治牢獄中,被放出來兩年,就冒著風險站上前線。他一方面以〈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反駁余光中、彭歌等親官方作家的說法,主張回歸現實、反對西化;另一方面,他又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反駁葉石濤,反對葉石濤的「臺灣文學」意圖。
這便是「鄉土文學論戰」複雜之處。雖然論戰表面上是「官方攻擊民間」,但實際上,民間作家也有各自的立場。在面對官方的右派觀點時,左派共同力挺「鄉土文學」的旗幟;但若進一步追問「是哪一個鄉土?」同是左派的陣營,便產生「統派」陳映真與「獨派」葉石濤之分。
胡秋原:如果有人報告「狼來了」,也要看看,找內行人來看看,是否真狼,也許只是一隻小山鹿呢?……我以為在文藝上最好政策就是遵守憲法規定,同時供給作家以便利,鼓勵愛國反共作品,聽其自由競爭與辯論。政府參與文學論爭,將成為笑談,若揚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
「鄉土文學論戰」挑動左、右、統、獨各種敏感話題,但最終卻奇蹟地,沒有遭遇政府大規模清算。一般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開明文人介入,踩了煞車之故。
其中,任卓宣以「三民主義」的用詞包裝鄉土文學,向官方闡明「此工農兵非彼工農兵」。而胡秋原也以其自由主義立場,主張政府無須介入文學論爭。
他們都是黨國資歷深厚的文人,黨內份量不小。因此,他們雖非文壇中人,卻成功以政治份量保護了文壇。
最終,官方下令終止這場論戰,但也沒有逮補任何參戰作家。而這看似嘎然而止的論戰,卻為解嚴前後百花齊放的文學盛景蓄積了能量。從後見之明來看,這不但是「反共文學」徹底破滅的最後一戰,也是「(各種)鄉土文學」掙脫束縛的一戰。
《筆匯月刊》2卷 5期(革新號)
《筆匯》是1950年代末的重要文學雜誌,前一階段由中國文藝協會發行,後一階段由尉天驄主編革新號。此二階段反映臺灣文壇從1950年代反共文學,到1960年代現代文學的轉變。革新號以西方名畫為封面、引介西方文化思潮,並提供作品與評論的發表空間。2卷5期以「批評特輯」為主題。(李魁賢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仙人掌雜誌》第2卷 第6號
1977年3月《仙人掌》雜誌創刊。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以論壇方式,邀請相關領域作者發表,議題觸及文學與人權、法治、社會等。也因此成為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戰場。(林金泙家屬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臺灣文藝》105期
《臺灣文藝》1964年由吳濁流創辦,是戰後重要的本土文學雜誌。關注文學,亦延伸至社會、政治,記錄半世紀臺灣文學的發展。1987年5月發行105期,由臺灣筆會接辦,楊青矗主編,以「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回顧」為主題。除了回顧論戰後臺灣文壇寫實主義發展,也論及美術中的鄉土,及臺灣新電影的發展。(財團法人臺北市巫永福文化基金會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14期
葉石濤在此篇文章中提出「臺灣意識」,認為臺灣的鄉土文學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葉石濤這篇導論為日後臺灣文學發展推進巨大的一步。(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台灣新文學》1997秋冬季號(9)、1998春夏季號(10)
1995年由宋澤萊主編、王世勛任發行人,2000年停刊,共發行十六期。《台灣新文學》是本土路線的雜誌,每期皆有文學評論與文學作品,培養臺灣年輕創作人才,提供發表空間。1997、1998年以「戰後臺灣第二波鄉土文學運動」為專輯,重新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以降的作家與作品。(李魁賢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尹雪曼〈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始末〉
尹雪曼(1918-2008),本名尹光榮,曾主持《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工作,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代表官方立場。此文章提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兩點意義:其一為60年代文藝界西化風潮的反動,其二為今日「本土化」的先聲。(方荷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81「邊疆文學」論:臺灣可以不是中國嗎?
1981年,詹宏志發表文章評論「聯合報小說獎」的得獎作品,文章開頭的一小段引言卻引起不小的爭議:臺灣文學是中國的邊疆文學嗎?1980年代,臺灣本土派已然興起,對於臺灣的主體性也多有看法,「邊疆」一說引爆了本土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
詹宏志: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那幾個名字?……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鄉土文學論戰」當中,民間陣營已就統獨問題有過一次交鋒。到了1981年,詹宏志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再次掀起統獨的討論。
文章中,詹宏志假借東年口吻,寫下:「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他悲觀地認為,以臺灣量體之小、臺灣文學時間之短,終究只能成為「中國文學的邊疆」。
這個「邊疆文學論」引起本土派的不滿。隨後,《臺灣文藝》刊出〈文學十日談〉,邀請宋澤萊等多位本土派作家發表反駁意見。
臺灣文學應以自身為主體,成立「臺灣文學」這個領域;還是應該以中國文學為中心,自居於「中國的邊疆文學」?兩派在此進行更多的論述,甚至因此傳出「臺灣文學南北分裂」的傳言。事實上,臺灣文學並未以南北為界,但臺灣作家們確實以統獨為界,各自形成不同的陣營。
這一論戰,也成為1983年「臺灣意識論戰」的導火線,進一步使統獨問題檯面化。解嚴前夕的氣氛,正在劇烈地衝撞著。
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書評書目》第93期
1972年由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創刊。三分之二篇幅刊載書評,其餘刊載書目,是臺灣戰後最早的書評刊物,兼具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料保存功能,共發行100期。1981年,詹宏志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提到臺灣文學是否只是中國文學的邊疆,引起文壇爭議。(林瑞明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宋澤萊〈文學十日談〉,《臺灣文藝》革新號第20期
1981年7月出刊的《臺灣文藝》革新號第20期,由鍾肇政主編。本期「臺灣文學的方向專輯」,針對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議題舉行座談,邀集多位作家共同討論臺灣文學的定位。同期刊出宋澤萊〈文學十日談〉,發表對臺灣文學的看法與建言,是為本土派作家對「邊疆文學論」的反擊。(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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