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鎩羽的除魅之業：重訪瘋女十八年

The Frustrated Quest to Banish Evil: Revisiting the Tale of "Mad Woman After Eighteen Years".

文｜吳易叡・圖｜吳易叡、臺文館

前言

初夏的西港濡熱如常，鄉里出產的是有名的胡麻，最醒目的卻是家家戶戶剛完成套袋的芒果樹。幾座重要的宮廟附近還算熱鬧，離宮廟遠一點則都是平靜無事的街巷。磚砌的矮房子很多，大多不閂門，稍微走近就聽得到屋裡的談話聲。稍有規模的門前會有一塊稻埕，但現在可能也沒什麼作用了。重新起造卻沒怎麼規劃的樓房也不少，地上有曝曬中的吻仔魚，偶爾有幾隻貓跑過。

內容

重訪西港

離開府城不到半小時車程的西港，三百年前其實靠海。三年一科的刈香沒有因為全球疫情而間斷，每次送瘟也總有千人在路上行舟的王船後頭尾隨。然而香火綿延的此地除了相傳為「鯉魚穴」的慶安宮之外，還有昭和初期就遷建在大廟隔壁的信和禪寺，和奠基在馬路對面的聖教會。不過，一度讓西港躍登媒體版面的，是1956年5月被《中華日報》披露的臺灣五大奇案之一，報導題目為〈十八年人間地獄〉。事件的女主角，在不同媒體和文件中的名字都不盡相同，可能是臺語發音的關係，有的寫黃藏，有的寫欉、　 。但她最為人熟知的形象，應是臺語電影《瘋女十八年》裡的阿蓮。

來到靜謐莊嚴的信和禪寺，管理的師姐說，去問她的妹妹黃煙最準。是啊，透過新聞節目的線索，聯絡了地方的宮廟，找到了黃藏的外甥郭先生，地方上頗負名望的地理師。人瑞黃煙已經一百有十，幾年前還能對著新聞臺的攝影機侃侃而談，但現在已經臥床無法見客了。郭先生並無預期我的來訪，因為宮廟表示不方便給太詳細的聯絡方式。可以想見，這個地方並不想要外人再來打擾清幽。

不折不扣的現代性經驗

按照當代流行病學的標準來算，村裡出現瘋人、仙人遊庄的情形本來就稀鬆平常。若以醫學史的角度觀之，瘋人描述的出現，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現代性經驗。文明理性的發展、集體生活的形成、都市空間的塑造，逐漸把瘋傻、癲狂排除在「正常」視域之外，但何謂正常？充其量也只是自詡擁有理性的人們一廂情願的投射，理性人藉此將自己跟異常的距離拉開，形塑自己成為社會上受到需要、敬重的人。而大眾文化中開始出現精神疾病的描述，自然也就是現代醫療浮現之後的事。

精神醫學在臺灣的發展其實不晚，1916年，被譽為日本精神醫學先驅的吳秀三便來過臺灣進行過粗略的精神病相關調查。來到殖民地之前，吳秀三和人類學家伊能嘉矩還曾有過數度書信往來。1935年，臺北帝國大學借助保甲制度完成了全島的精神病統計；戰後的臺大醫院精神科後來又按圖索驥做了一次。當時的醫學專家並非使用「精神病」專業詞彙跟地方上的保正、甲長溝通；村里誰怪怪的、不正常、有問題，取決於地方上耆老、家長們對於正常生活的想像，和異常狀態的認知。

在臺灣關於瘋人的書寫，1930年代起便就逐漸出現在小說中。日治時期作家舉凡楊守愚、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都曾描繪不同起因導致瘋狂的人物。而這些瘋癲人物的出現，多少也都跟民間信仰和現代生活的衝撞有關。作家們書寫的任務，除了以現代知識為傳統社會進行除魅之外，也多少刻畫了造成精神失序的結構性成因：近則家庭親序在變遷社會中的改變，遠則隱喻殖民地的精神壓迫。有趣的是，「瘋」變成「瘋病」，再演變為「精神病」、「神經病」，修辭跟現代醫學進入臺灣人日常視野的過程，一同推進。

只是瘋癲的書寫若觸及女性，則幾乎都在通俗小說中現身，也無法脫離失敗的婚戀、陷落的倫常等等課題。徐坤泉、林煇焜、吳漫沙的言情小說，和同一年代隨著民族、知識解放風潮興起的女性自主風氣同時出現，書寫的主題不外乎女性在傳統家庭和男性霸權之下的壓迫。他們筆下的人物有著對現代文明的嚮往和自由戀愛的憧憬，卻也脫離不了封建價值的桎梏。

瘋女形象的誕生

1957年由白克編導的臺語片《瘋女十八年》，靈感來自《中華日報》記者衛蕾的報導，劇情卻幾乎和吳漫沙筆下的〈瘋女阿蓮〉如出一轍。從未出版的〈瘋女阿蓮〉手稿，書寫在《民族晚報》的稿紙上，應該是吳漫沙戰後任職報社記者時的創作。通俗小說和電影劇本的先後不得而知，唯一不同的是一個葬母、一個葬父。電影裡，小艷秋飾演的女主角阿蓮被養父邁入酒家，接受贖身改做賢妻良母之後卻飽受婆婆虐待，發瘋後被關進廟裡18年。而故事在臺灣「光復」後，在外地奔波的丈夫返家救出阿蓮，情節的鋪排很難讓人不把當時自由影業所強調的黨國光明敘事一塊聯想。靈活出演瘋女之後，小艷秋紅遍臺港，成為隨著臺語片短暫邁入產業化之後的第一位紅星。

和絕大部分通俗小說所關切的主旨雷同，《瘋女十八年》中的主角便是典型新舊價值拉扯之下出現的不幸人物。阿蓮的故事被翻拍了好幾次電影，甄秀珍唱的同名主題曲還曾經風靡過大街小巷。改拍為電視節目之後，內容情節也早已脫離原版故事的梗概，但「阿蓮」的悲慘形象卻早已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僵化。半世紀以來，阿蓮在《媽媽再愛我一次》、《驚世媳婦》中以不同化身出現，但在某些民間戲曲中依然保留著瘋女被關狗籠的原型。就這樣，一幅悲慘的瘋女肖像，被釘牢在臺灣歷史的牆垣。

二十餘年後黃藏過世，《瘋女十八年》再度上映。1979年，黃藏的兒子曾經去函徐天榮導演，要求終止電影的拍攝。雖然阻止未果，電影如期上映，但劇中人物和情節更換，算是了了痛苦的後代一樁心願。只不過，一再被窺探的舊事對於黃藏和地方是否構成污名，外甥郭先生有著不同的解釋：在鄉下，人不舒服找王爺問事，問不成看醫生，其實再稀鬆平常也不過。對母親和自己而言，這件事有什麼見不得人？都是移情別戀的夫家那邊自己的折磨。

至於阿姨為什麼會發瘋？地方上寧願認為是那場由修行的黃藏執意作法，卻中途失敗的法事。用精神醫學的後見之明來看，可能只是一場集體歇斯底里。

相機興起造成的視覺震撼

至於黃藏進出寺廟、精神病院的18年間，到底發生什麼事？無論後代如何澄清，都無濟於事。事實上，19世紀末以降的東亞社會中，把瘋人關在家裡的「私宅監置」並不罕見。醫學界往往把結束這個非人道作法的功勞歸給吳秀三。他在1910到1916年間，也就是來訪臺灣之前，在全日本調查了相關作法，並在1918年寫下了關鍵的《精神病者私宅監置ノ実況及ビ統計的観察》。吳秀三是否在臺灣也觀察到了類似情況，他在呈給總督府的報告中並沒有言明。但據信這份報告促成了日本在隔年頒布「精神病院法」，也間接加速了殖民地臺灣有關精神病收容的改革。

然而，這份行之有年的史觀最近受到了文化史學者的挑戰。韓裔美國歷史學者Yumi Kim認為，當代醫學的革命角色其實並不強烈。明治時期以降的日本醫者所身負的角色，具體而言更屬於現代知識和傳統照顧實踐之間的溝通、中介者。而「私宅監置」這種做法其實涵蓋了日本社會複雜的照護網絡。在這個網絡之中，女性的角色尤為重要，她們一肩扛起了醫療尚未進步時，以家戶為中心的照顧重擔。監置之所以受到不人道的詬病，乃因全國調查時偶見零星的人籠，剛好被當時興起的相機捕捉。這個視覺震撼，成為急速進步社會中的落後殘影。

被誇大的「人間地獄」

日殖晚期的臺南西港並非窮鄉僻壤。信仰、醫療資源都不算貧瘠。只不過四〇年代尚無有效的的精神病藥物，惡化得快或慢，取決於照顧的品質。報紙記載，黃藏曾經在信和禪寺被關在竹籠裡過，但是長期被誇大為「人間地獄」的監管方式，對於黃家而言，卻也談不上虐待。和她年齡相近、兒時朝夕相處寸步不離的黃煙，對於三姊一心想要離開負心漢、出家打齋的決定，應該不會感到意外。曾為童養媳的黃藏，本來在夫家就頗受照顧。離家之後，寺廟雖然只提供簡單的床鋪和飯食，對張、黃家兩家而言卻已是屋烏之愛。病情惡化時，屢犯偷竊的黃藏不得已也曾被送往府城裡精神病院，只不過醫療費用龐大，醫院只照顧了半年便只能罷休。

黃藏在「人間地獄」之中生活的那些年，不乏鎂光燈的跟隨，但他們的探問最終都沒有為瘋女的命運帶來些許改變。被媒體數度揭露的地方醜聞，終究需要危機處理。臺南縣議會第三次臨時會議中，縣長高文瑞坦承因為「菜堂靜地少有人知，因此從派出所到村長、鄉長，乃至於自己對於黃藏禁錮的實情一無所悉」。而縣議員郭泰山則如此質詢：「前各報刊登西港信和禪寺，對該瘋女加予手拷，形成地獄罪非人道之生活狀態，妨害人身自由之情形，事實完全不符。」可見被渲染後的社會事件，對於佛寺、西港地區帶來莫大困擾。為此，總統夫人蔣宋美齡數度下鄉西港，到鄉公所開會。只不過她的親善行程充其量只能作為用來彌補治理觀感的行銷宣傳。

外甥郭先生回憶道：找來十多位牧師幫忙代禱，根本上沒有用，甚至每況愈下。從中央到地方，沒人有能力負擔黃藏的照顧費用，因此姨母才又回到信和禪寺度過餘年。

湊巧被捕捉到的陰影

耐人尋味的是，曾經免費收留黃藏半年的醫院院長，並非受過正規專科訓練的精神科醫師。在精神病院中擔任過醫助的陳鵬飛，和兄長在臺南、屏東所開設的養和、養安醫院是南部人再熟悉不過的義舉。然而白雲蒼狗，曾經為人津津樂道的精神科診所，十多年前在負責醫師過世之後繼續供給地方管制藥物而遭到檢舉，移送法辦。為政者、專業醫療的擁有者往往只看得到故事的剖面，在生死攸關之際，只能無力而眼睜睜地看著痛苦哀嚎的人滅頂。知冷知熱、拯溺救焚的照顧者，卻往往必須承受巨大惡名。

或者可以這麼說，黃藏的不幸是傳統照顧系統隨著現代裂解的過程中，湊巧被捕捉到的殘影。也許是時候重新探問，進步的醫學為何不能為瘋女的沉痼成功解咒？

吳易叡

醫學史學者，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合聘副教授。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從牛津大學衛康醫療史研究中心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任職數年，在兩個醫學院中規劃醫學人文學程。研究聚焦於精神醫療的跨國史。

 圖說: 信和禪寺現況

*原刊載於《臺灣文學館通訊 —— 閱：文學》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