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臺灣文學的「身份難題」
從日治末期到國府初期，從殖民的壓制到省籍的鴻溝，臺灣作家開始面對最根本的問題：當我們提筆寫作時，「我們」是誰？

【主要論爭】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殖民政府推行文化皇民化、工業南進化。同時，日本急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於1940年代先後舉辦「大東亞文學會議」、「決戰文學會議」，集聚臺、日、韓作家共同商議「文學如何報國」的問題。

這是集權統治下，政治對文學的強力干預、控制。作家或者順從、或者抵抗，於是有了「糞寫實主義論戰」。而到了戰後初期，臺灣收歸國府統治後，這段「皇民化時期」的文學又被外省文人質疑，他們不熟悉臺灣作家艱苦的掙扎歷程，而在「橋副刊論戰」強烈批評臺灣沒有文學、沒有特殊性。在短短數年間，臺灣文學兩度陷入身份難題：一下被指責不夠日本，一下又被指責不夠中國。臺灣作家何去何從？

◎1943糞寫實主義：不表達意見，可以嗎？

這是日治時期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個文學論戰。二次大戰期間，臺灣文壇有兩大文藝團體，分別是以臺人作家張文環等人為主的《臺灣文學》，以及以日人作家西川滿等人為主的《文藝臺灣》。他們在1943年，臺灣總督府皇民奉公會頒布第一屆「臺灣文化獎」之後，針對得獎作品，展開針對「寫實主義」的論戰。

西川滿：臺灣文學的「糞寫實主義」低俗不堪，絲毫沒有日本的傳統，真正的寫實主義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1943年，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熾烈燃燒。隨著戰爭的升溫，日本殖民政府也逐步收緊文學創作的自由，推動「皇民文學」，要求臺灣作家必須配合政策來寫作。

在肅殺的政策下，以張文環為首的臺灣作家無法公開反抗，只好以「自然主義」的寫法來消極抵抗。所謂「自然主義」，是從歐美傳來的一種文學思潮，是「寫實主義」的一種變體。它主張客觀描寫人事物，不加上太多主觀意見。既然不加上主觀意見，就能迴避「是否支持戰爭」的問題。

然而，立場親官方的灣生作家西川滿，於年中發表〈文藝時評〉。這篇文章把臺灣作家的寫法罵成「糞寫實主義」，意思是臺灣作家只挑跟「大便」一樣醜惡的寫實來描寫，根本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

同時，他也批評臺灣作家採用自然主義寫法，是拙劣模仿歐美的產物，沒有日本文學的氣息。當時日本正與美國作戰，因此，這種批評也有「臺灣作家不忠於國家、消極抵制戰爭」的政治暗示。

此文以低俗用字辱罵，又帶有政治殺機，文章一出，文壇譁然。除了濱田隼雄和西川滿的學生葉石濤之外，幾乎整個文壇都群起批評西川滿。

楊逵：沒有糞便，稻子就不會結穗，蔬菜也長不出來。這就是寫實主義。

反擊西川滿的代表性文章，以楊逵的〈擁護糞寫實主義〉最為重要。當大多數臺灣作家指責西川滿「用大便罵人」時，楊逵另闢蹊徑，反而寫文章說：大便很好啊！土地就是要有糞便才能肥沃，而文學本來就應該來自土地。

此一反擊不但闡明自身立場，更暗指西川滿文學觀點的狹隘，認為西川滿眼中的「日本文學傳統」，只是浪漫、虛浮、脫離現實的文學。楊逵刻意以坂口れい子和立石鐵臣兩位日本人的作品為例，巧妙解消政治審查的著力點，顯示自己不是在鼓動臺日對抗。

然而，即便〈擁護糞寫實主義〉論理水準較高，仍然不敵政治大勢的碾壓。1943年底，西川滿在「臺灣決戰文學會議」發表〈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將所有文學雜誌併吞到自己主導的《文藝臺灣》雜誌之下，消滅臺灣作家的發表陣地。

至此，一度蓬勃發展的臺灣新文學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直到戰爭結束以前，都沒有出現任何轉機。

《文藝臺灣》6卷1號、6卷3號

西川滿主編，是日治時期綜合文藝雜誌最長壽者，內容含括文學、民俗、繪畫等，提倡藝術至上。1940年創刊，初期由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1941年3月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戰爭時期編輯方針轉向呼應日本國策，至1944年停刊。西川滿在6卷1號發表〈文藝時評〉，批評臺灣作家的鄉土書寫是糞寫實主義。(黃得時、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台灣新文學》1卷2號、1卷6號

1936年出刊。此雜誌雖然自臺灣文藝聯盟退出另起爐灶，仍以團結島內作家為目標。同時與日本左派作家連結，可由1卷2號、1卷6號有藤野雄士、田中保男等人的投稿得知。2號刊登林精鏐〈原つぽに煙突が見える〉（曠野裡看得見煙囪），具強烈現實主義及日文自由新詩的風格。6號有郭水潭、吳新榮、朱鋒等人作品，顯見楊逵委託郭水潭編纂後，鹽份地帶暨南方作家的投稿量增加。他們的作品都具有寫實主義精神。(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逵〈田植競爭〉

日文手稿，中文翻譯為〈插秧比賽〉。楊逵藉短篇寓言小說，回應1943年糞寫實主義論爭。作品描寫「劉先生」與「田先生」前往指導農民插秧競賽，在田地被牛糞噴濺後露出嫌惡的反應；他們表面領導皇民化運動，卻不明白糞便與泥巴是稻穗不可或缺的養分。影射當時論敵「西川滿」與「濱田隼雄」不了解臺灣社會的真實情形。(楊建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逵〈蟻一匹の仕事一隻螞蟻的工作〉，《興南新聞》4533號

1943年引發的「糞」寫實主義論爭，戰火以《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兩大雜誌為戰場，延伸到《興南新聞》、《臺灣公論》。《興南新聞》4533期刊載楊逵〈一隻螞蟻的工作〉（蟻一匹の仕事一隻螞蟻的工作），以寫實主義手法，描述社會底層的生活樣態，回應當時日籍作家對臺灣寫實主義作品不屑一顧的批評。(楊建、蘇信義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47-1949橋副刊論戰：要團結，但要承認差異嗎？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轉由國民政府統治。短短兩年內，臺灣人從解脫殖民的興奮，到對國民政府全面幻滅，終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事件後半年，外省出身的歌雷創辦了「橋副刊」，試圖溝通本外省文人，共同思考臺灣文學的未來。發刊詞提到：「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以「橋副刊」為陣地，作家們針對當時臺灣的處境，討論「臺灣文學」是否有其獨特性，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該如何定位等問題，多有爭論，被後世稱為「橋副刊論戰」。

楊逵：臺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寂靜……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沉默著等待死亡？

歷經戰後初期的混亂，乃至「二二八事件」的重傷害之後，文學人意識到弭平省籍衝突、思考文學未來的必要。

1947年，歌雷於當時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新生報》創辦「橋」副刊。「橋」的理念，是溝通不同省籍的作家，共創臺灣文學的未來。歌雷以外省文人之姿，透過翻譯、座談等活動，努力與元氣大傷的本省作家合作。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橋」副刊開啟「臺灣文學未來該往哪裡走」的討論。歐陽明、揚風、楊逵等作家陸續發表文章，隨後演變成數十回合的大論戰。

這場「『橋』副刊論戰」揭開臺灣戰後論戰不休的幾個大主題：「臺灣文學」這個名稱恰當嗎？「臺灣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什麼？該如何看待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

這些論戰最後凝結在一個焦點上：臺灣文學有「特殊性」嗎？

駱駝英：臺灣文學有的是「消沉、傷感、麻木、『奴化』……等落後的『特殊性』」；「『鄉土文學』是沒有多大價值的『文學』，是與中國革命脫節的東西」。

在「『橋』副刊論戰」中，作家們大致同意應以左派的、關懷民眾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主。但在此一共識之下，對於「臺灣文學有沒有『特殊性』」有不同的意見。

以駱駝英、錢歌川等人為主體的外省作家，多半不認為臺灣文學有特殊性，或者認為，就算有特殊性，也是日本殖民的遺毒，不但不需重視，甚至必須消除。如駱駝英以「奴化」批評日治時期的文學風格，並認為「鄉土文學」與中國文學脫節，因此缺乏價值。

楊逵：在日本控制下，臺灣的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改變了多少。臺灣人的情感改變了多少？這條「澎湖溝」深得很呢！

另一方面，以楊逵等本省作家為主體的陣營，雖並未主張「臺灣文學要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仍認為要正視臺灣歷史、社會的特殊性。

同時，他們也不能接受以「奴化」等概念，一概否定日治時期的文學成就。他們主張要理解、承接日治時期的文學傳統，才能真正理解臺灣的特殊性、真正理解臺灣社會特殊的樣貌和需要。外省作家貶低本省作家的日治時期文學經驗，正顯示雙方的「澎湖溝」有多深。

此一論戰轟轟烈烈，頗有喚醒文壇活力的氣勢。然而，1949年「四六事件」爆發，「橋」副刊主編歌雷、參與論戰的主將楊逵等作家陸續因為政治事件被逮補，這場有巨大潛能的文學論戰，瞬間又被政治力壓滅。

《臺灣新生報》橋副刊

《臺灣新生報》於1947年8月1日增闢「橋副刊」。主編歌雷在〈刊前序語〉中提到「橋象徵新舊交替」，希望提供外省與本省作家交流的園地，並重建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與此同時，雙方作家因對「臺灣文學」意見不同而引發「橋副刊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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