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新詩要往哪裡「新」？
1950年代以後，詩人們以宣言、以論戰、以作品，試著回答「新詩該往哪裡走」的問題。究竟要全盤西化，還是繼承傳統？而所謂的「傳統」，又是哪一種傳統？

【主要論爭】

1950年代，在美援助益之下，詩壇有一波強烈的西化風潮。由詩人紀弦發起的「現代派」揭竿而起，力圖以西方的詩歌理論來改造臺灣的新詩。

現代派的「六大信條」起初雖引起許多反駁，但卻催生了「現代詩」這個概念，並且普遍為1960年代的詩人所吸納。直到1970年代，臺灣國際處境江河日下，知識份子有了「回歸現實」的浪潮，才又重新檢討「現代詩」的種種文學觀點。

◎1956-1957現代詩論戰：「現代詩」的發明

現代派主將紀弦提出的「六大信條」，明確提出新詩發展的新方向。他反對反共文學造成的教條式、口號式的陳腐詩歌，以引介西方詩歌的美學為藥方。另外，他也反對「抒情至上」的文學理念，強調詩的「知性」層面，不應過度耽溺於情感。其主張引發覃子豪、余光中、黃用等詩人的反彈，引爆了「現代詩論戰」。

紀弦：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

1956年，紀弦在自己主編的《現代詩》發表〈現代派的信條〉。這是一篇文學宣言，舉出「六大信條」，主張「現代詩」的新方向。

這六大信條，是為了抗議1950年代，臺灣詩壇陳腐的風氣而生的。當時新詩一方面繼承五四傳統，一方面主張反共，因此充滿口號、激情和詠嘆，且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氣息。

紀弦的「六大原則」，即是針對這些現象發表。比如強調詩要「知性」，就是反對當時詩壇氾濫的抒情筆法；強調「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就是希望借助西方思潮來突破陳腐的傳統。

然而，雖然許多新生代詩人都跟紀弦一樣，不滿意當時的詩壇。但他們認為，紀弦的主張過於激進，在若干論點上應該折衷一些，因此爆發「現代詩論戰」。

覃子豪：中國的新詩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紀弦「六大信條」的主張中，「是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這個論點引起最多爭論。以「藍星詩社」為主體的詩人群，覃子豪、黃用、羅門、余光中等人撰寫多篇長文，與紀弦來回爭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覃子豪的〈新詩向何處去？〉。

嚴格來說，覃子豪並未反對紀弦的所有論點，只是認為紀弦的主張太過激進。比如談到「是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覃子豪同意向西方學習很重要，並未否定「橫的移植」。但他認為新詩終究反應了人的氣質、思想，所以不該一味學習他人，而要有自己的風格。如此一來，就不應該全盤否定「縱的繼承」，拒絕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覃子豪與紀弦兩個陣營都是以「中國新詩的未來」為出發點，而忽略日治時期以降的本土新詩傳統。他們在爭論現代主義、現代詩時，並不曉得日治時期早已引進部分觀念；當他們討論是否繼承傳統時，也預設為「中國的傳統」，而未能考慮臺灣本土傳統。

無論如何，這場論戰大致確認「新詩」往西方取經、向現代主義靠攏的「現代詩」路線。就算雙方陣營對「現代詩」要持激進態度還是折衷各有看法，但都同意「現代詩」的革新訴求。這些詩人的創作，開啟戰後臺灣新詩的一波盛世。

紀弦〈狼之獨步〉1964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悽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憟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余光中〈鄉愁〉1974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裏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現代詩》第13期

紀弦主編《現代詩》，提出「現代派六大信條」。包括發揚「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並以「橫的移植」、「知性之強調」、「詩的純粹性」等理念，推動1950年代臺灣詩壇。紀弦在第13期撰寫〈現代派信條釋義〉，期望達到「新詩的現代化」，並完成「新詩的再革命」，是1950年代現代詩論戰的開端。(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創世紀》詩刊7期

創世紀詩社1954年成立於高雄左營，發行《創世紀》詩刊。由洛夫、張默主編，隨後瘂弦加入，成為「創世紀鐵三角」。《創世紀》風格從初期強調「詩的戰鬥性」；中期反對現代派運動、訴求「民族性」詩作；到1960年代高舉「超現實主義」口號，在臺灣詩壇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文學雜誌》1卷3期、1卷4期

195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在紀弦帶頭強調「橫的移植」中，引發文壇對新詩發展方向的諸多討論。首先在《文學雜誌》上展開新舊詩論戰，有許多討論新詩格式、內容等文論，例如梁文星（本名吳興華）的〈現在的新詩〉，即是討論新詩規律及詩體發展的作品。(張默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72-1974關唐事件：「回歸民族，反映時代」

1970年代，臺灣國際處境孤立，知識份子開始有「回歸現實」的浪潮。學者批判「現代詩」過於西化，要求詩歌回歸民族、反映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民族」指的是中國；這是一種對抗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引發此一論戰的學者是唐文標和關傑明，因此被稱為「關唐事件」。另一方面，詩人們大多認為「關唐」強調現實、忽略文學美感，並且批評他們不夠了解臺灣新詩的發展，是以社會運動的標準來要求文學運動。
 

唐文標：其實他們不過是新一代的文化買辦而已。憑藉外文能力的高牆、理論的洋化，於是便可以向中國大販工業時代的文學鴉片了。

1970年代，臺灣遭逢外交困境。美、日陸續斷交，不承認中華民國。在這種背景下，作家們開始檢討「現代詩」過於西化、脫離現實的作風，終致爆發「關唐事件」。

「關」指關傑明，「唐」指唐文標。這兩人連續發表多篇批判現代詩的文章，震動整個詩壇。兩人論點不盡相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為何「中國的新詩」沒有「中國的樣子」？為何新詩要模仿西方的樣貌？當新詩變得晦澀、難解、脫離讀者之後，這樣的詩還有什麼意義？

筆鋒走至極處，唐文標甚至否定過去二十多年，臺灣現代詩的所有成果。這樣的激進主張，自然也招致詩人們的猛烈反擊。

顏元叔：他們以為只有社會，沒有家庭；只有群眾，沒有個人；只有上意識，沒有下意識；只有述眾人之事，沒有抒個人之情；只有「怒髮衝冠」，沒有「淚濕青衫」。

這場論戰綿延三年，參戰者眾，風向也來回變換多次。由於關傑明是任教於新加坡的英文系教授，唐文標是數學系教授，因此早期許多反駁帶有「資格論」味道：某些詩人質疑，依照他們的背景，他們真的了解「『中國』的『新詩』」嗎？

這種訴諸資格、無法正面迎戰的回應方式，自然無法解決外界的質疑，於是這場論戰越燒越烈。然而，唐文標後續發表若干徹底否定現代詩的理論，卻又引起眾怒，使得風向再度轉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顏元叔。在關傑明最初挑戰現代詩時，顏元叔是支持關的；但當唐文標言論過激之後，顏元叔便發表〈唐文標事件〉來反駁唐。顏元叔認為，唐文標「是從社會看文學，而不是從文學看社會」，用社會運動的邏輯來要求文學運動，這樣的批評對新詩並不公平。

在幾番論戰後，臺灣詩壇再次修正路線，「回歸民族，反映時代」的意識漸漸成為主流，不再堅持現代主義。即便是反對關、唐二人論點的詩人，也基本同意他們掀起的論戰影響了後續的新詩創作。而這場論戰未竟的論點，更延續到接下來的「鄉土文學論戰」。

《龍族》創刊號

以「龍族」為名，企圖讓現代詩「回歸傳統」，反省1960年代以來影響臺灣詩壇的現代主義。《龍族》創刊序提到：「詩固然要批判這個社會，但是，也要敞開胸懷讓這個社會來批判我們的詩」。當時臺灣正面臨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等種種困境，現代詩嘗試突圍困頓，展現關懷社會的能量。(張德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唐文標〈僵斃的現代詩〉，《中外文學》2:3

唐文標在1973年結束客座返美前夕，連續發表四篇文章，批判臺灣現代詩。除了〈僵斃的現代詩〉，還有〈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詩的沒落：香港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及〈日之夕已：獻給年輕朋友的自我批評〉。文中舉出臺灣現代詩逐漸走向晦澀與虛無，只是抄襲西方，以強烈的論點掀起臺灣文壇熱烈討論。(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顏元叔〈唐文標事件〉，《中外文學》2:5

1973年臺灣文壇，在數月之內出現四篇唐文標抨擊現代詩的文章，此一現象由顏元叔總結為「唐文標事件」。顏元叔是將「新批評」引進臺灣的關鍵人物，他指出唐文標的文學觀是「社會功利主義」，認為唐是社會運動專家，從社會面看文學。顏元叔則認為文學創作必須自由、文學的內涵須是「人生全面」。(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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