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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身份—你的文學觀定義你是誰:文學的「身份」和「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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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戰身份—你的文學觀定義你是誰:文學的「身份」和「美學」

 


臺灣文學的「身份難題」
從日治末期到國府初期,從殖民的壓制到省籍的鴻溝,臺灣作家開始面對最根本的問題:當我們提筆寫作時,「我們」是誰?

【主要論爭】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殖民政府推行文化皇民化、工業南進化。同時,日本急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於1940年代先後舉辦「大東亞文學會議」、「決戰文學會議」,集聚臺、日、韓作家共同商議「文學如何報國」的問題。

這是集權統治下,政治對文學的強力干預、控制。作家或者順從、或者抵抗,於是有了「糞寫實主義論戰」。而到了戰後初期,臺灣收歸國府統治後,這段「皇民化時期」的文學又被外省文人質疑,他們不熟悉臺灣作家艱苦的掙扎歷程,而在「橋副刊論戰」強烈批評臺灣沒有文學、沒有特殊性。在短短數年間,臺灣文學兩度陷入身份難題:一下被指責不夠日本,一下又被指責不夠中國。臺灣作家何去何從?

 


◎1943糞寫實主義:不表達意見,可以嗎?

這是日治時期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個文學論戰。二次大戰期間,臺灣文壇有兩大文藝團體,分別是以臺人作家張文環等人為主的《臺灣文學》,以及以日人作家西川滿等人為主的《文藝臺灣》。他們在1943年,臺灣總督府皇民奉公會頒布第一屆「臺灣文化獎」之後,針對得獎作品,展開針對「寫實主義」的論戰。

 

 

西川滿:臺灣文學的「糞寫實主義」低俗不堪,絲毫沒有日本的傳統,真正的寫實主義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1943年,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熾烈燃燒。隨著戰爭的升溫,日本殖民政府也逐步收緊文學創作的自由,推動「皇民文學」,要求臺灣作家必須配合政策來寫作。

在肅殺的政策下,以張文環為首的臺灣作家無法公開反抗,只好以「自然主義」的寫法來消極抵抗。所謂「自然主義」,是從歐美傳來的一種文學思潮,是「寫實主義」的一種變體。它主張客觀描寫人事物,不加上太多主觀意見。既然不加上主觀意見,就能迴避「是否支持戰爭」的問題。

然而,立場親官方的灣生作家西川滿,於年中發表〈文藝時評〉。這篇文章把臺灣作家的寫法罵成「糞寫實主義」,意思是臺灣作家只挑跟「大便」一樣醜惡的寫實來描寫,根本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

同時,他也批評臺灣作家採用自然主義寫法,是拙劣模仿歐美的產物,沒有日本文學的氣息。當時日本正與美國作戰,因此,這種批評也有「臺灣作家不忠於國家、消極抵制戰爭」的政治暗示。

此文以低俗用字辱罵,又帶有政治殺機,文章一出,文壇譁然。除了濱田隼雄和西川滿的學生葉石濤之外,幾乎整個文壇都群起批評西川滿。

 

楊逵:沒有糞便,稻子就不會結穗,蔬菜也長不出來。這就是寫實主義。

反擊西川滿的代表性文章,以楊逵的〈擁護糞寫實主義〉最為重要。當大多數臺灣作家指責西川滿「用大便罵人」時,楊逵另闢蹊徑,反而寫文章說:大便很好啊!土地就是要有糞便才能肥沃,而文學本來就應該來自土地。

此一反擊不但闡明自身立場,更暗指西川滿文學觀點的狹隘,認為西川滿眼中的「日本文學傳統」,只是浪漫、虛浮、脫離現實的文學。楊逵刻意以坂口れい子和立石鐵臣兩位日本人的作品為例,巧妙解消政治審查的著力點,顯示自己不是在鼓動臺日對抗。

然而,即便〈擁護糞寫實主義〉論理水準較高,仍然不敵政治大勢的碾壓。1943年底,西川滿在「臺灣決戰文學會議」發表〈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將所有文學雜誌併吞到自己主導的《文藝臺灣》雜誌之下,消滅臺灣作家的發表陣地。

至此,一度蓬勃發展的臺灣新文學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直到戰爭結束以前,都沒有出現任何轉機。

 

 

  
 

《文藝臺灣》6卷1號、6卷3號

西川滿主編,是日治時期綜合文藝雜誌最長壽者,內容含括文學、民俗、繪畫等,提倡藝術至上。1940年創刊,初期由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1941年3月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戰爭時期編輯方針轉向呼應日本國策,至1944年停刊。西川滿在6卷1號發表〈文藝時評〉,批評臺灣作家的鄉土書寫是糞寫實主義。(黃得時、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台灣新文學》1卷2號、1卷6號

1936年出刊。此雜誌雖然自臺灣文藝聯盟退出另起爐灶,仍以團結島內作家為目標。同時與日本左派作家連結,可由1卷2號、1卷6號有藤野雄士、田中保男等人的投稿得知。2號刊登林精鏐〈原つぽに煙突が見える〉(曠野裡看得見煙囪),具強烈現實主義及日文自由新詩的風格。6號有郭水潭、吳新榮、朱鋒等人作品,顯見楊逵委託郭水潭編纂後,鹽份地帶暨南方作家的投稿量增加。他們的作品都具有寫實主義精神。(趙天儀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逵〈田植競爭〉

日文手稿,中文翻譯為〈插秧比賽〉。楊逵藉短篇寓言小說,回應1943年糞寫實主義論爭。作品描寫「劉先生」與「田先生」前往指導農民插秧競賽,在田地被牛糞噴濺後露出嫌惡的反應;他們表面領導皇民化運動,卻不明白糞便與泥巴是稻穗不可或缺的養分。影射當時論敵「西川滿」與「濱田隼雄」不了解臺灣社會的真實情形。(楊建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逵〈蟻一匹の仕事一隻螞蟻的工作〉,《興南新聞》4533號

1943年引發的「糞」寫實主義論爭,戰火以《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兩大雜誌為戰場,延伸到《興南新聞》、《臺灣公論》。《興南新聞》4533期刊載楊逵〈一隻螞蟻的工作〉(蟻一匹の仕事一隻螞蟻的工作),以寫實主義手法,描述社會底層的生活樣態,回應當時日籍作家對臺灣寫實主義作品不屑一顧的批評。(楊建、蘇信義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47-1949橋副刊論戰:要團結,但要承認差異嗎?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轉由國民政府統治。短短兩年內,臺灣人從解脫殖民的興奮,到對國民政府全面幻滅,終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事件後半年,外省出身的歌雷創辦了「橋副刊」,試圖溝通本外省文人,共同思考臺灣文學的未來。發刊詞提到:「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以「橋副刊」為陣地,作家們針對當時臺灣的處境,討論「臺灣文學」是否有其獨特性,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該如何定位等問題,多有爭論,被後世稱為「橋副刊論戰」。

 

 

楊逵:臺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寂靜……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沉默著等待死亡?

歷經戰後初期的混亂,乃至「二二八事件」的重傷害之後,文學人意識到弭平省籍衝突、思考文學未來的必要。

1947年,歌雷於當時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新生報》創辦「橋」副刊。「橋」的理念,是溝通不同省籍的作家,共創臺灣文學的未來。歌雷以外省文人之姿,透過翻譯、座談等活動,努力與元氣大傷的本省作家合作。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橋」副刊開啟「臺灣文學未來該往哪裡走」的討論。歐陽明、揚風、楊逵等作家陸續發表文章,隨後演變成數十回合的大論戰。

這場「『橋』副刊論戰」揭開臺灣戰後論戰不休的幾個大主題:「臺灣文學」這個名稱恰當嗎?「臺灣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什麼?該如何看待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

這些論戰最後凝結在一個焦點上:臺灣文學有「特殊性」嗎?

 

駱駝英:臺灣文學有的是「消沉、傷感、麻木、『奴化』……等落後的『特殊性』」;「『鄉土文學』是沒有多大價值的『文學』,是與中國革命脫節的東西」。

在「『橋』副刊論戰」中,作家們大致同意應以左派的、關懷民眾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主。但在此一共識之下,對於「臺灣文學有沒有『特殊性』」有不同的意見。

以駱駝英、錢歌川等人為主體的外省作家,多半不認為臺灣文學有特殊性,或者認為,就算有特殊性,也是日本殖民的遺毒,不但不需重視,甚至必須消除。如駱駝英以「奴化」批評日治時期的文學風格,並認為「鄉土文學」與中國文學脫節,因此缺乏價值。

 

楊逵:在日本控制下,臺灣的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改變了多少。臺灣人的情感改變了多少?這條「澎湖溝」深得很呢!

另一方面,以楊逵等本省作家為主體的陣營,雖並未主張「臺灣文學要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仍認為要正視臺灣歷史、社會的特殊性。

同時,他們也不能接受以「奴化」等概念,一概否定日治時期的文學成就。他們主張要理解、承接日治時期的文學傳統,才能真正理解臺灣的特殊性、真正理解臺灣社會特殊的樣貌和需要。外省作家貶低本省作家的日治時期文學經驗,正顯示雙方的「澎湖溝」有多深。

此一論戰轟轟烈烈,頗有喚醒文壇活力的氣勢。然而,1949年「四六事件」爆發,「橋」副刊主編歌雷、參與論戰的主將楊逵等作家陸續因為政治事件被逮補,這場有巨大潛能的文學論戰,瞬間又被政治力壓滅。

 


 

《臺灣新生報》橋副刊

《臺灣新生報》於1947年8月1日增闢「橋副刊」。主編歌雷在〈刊前序語〉中提到「橋象徵新舊交替」,希望提供外省與本省作家交流的園地,並重建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與此同時,雙方作家因對「臺灣文學」意見不同而引發「橋副刊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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