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時代裡的悲喜劇｜第二次辭鄉｜無語之處（老兵探親）｜被遺忘的鄉音（邊緣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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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裡的悲喜劇

如同白先勇在〈《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說：「大陸上的歷史功過，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我們都尚在童年，而大陸失敗的悲劇後果，我們卻必須與父兄輩共同擔當。事實上我們父兄輩在大陸建立的那個舊世界早已瓦解崩潰了，我們跟那個早已消失只存在記憶與傳說中的舊世界，已經無法認同。」
戰後移民第二代，沒有上一代的戰爭經驗，他們大部分在臺灣出生，很多人成長的記憶就是圍繞著眷村的點點滴滴，加上戰後移民家庭在臺灣大多沒有親人，眷村裡的左鄰右舍就是親人，眷村的土地就是故鄉。
在朱天心、朱天文、苦苓、蘇偉貞、張啟疆乃至王偉忠等人的心中，眷村是童年回憶之所繫，但成長過程中，眷村子弟又彷彿被本省人貼上了某種刻板標籤，他們心底那一個非常穩固的鄉土，卻是被當成一個臨時的、過渡的特殊族群空間。
所以戰後移民第二代的作家們，不斷想要回應，或者思索這樣五味紛陳的集體意識，究竟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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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什麼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起碼在那些年間——她自認為尋找出的答案再簡單不過，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1）

 

 

隔年畢伯伯退役下來，搬離了村子，退休俸跟河南鄉親合夥開雜貨店。彼時正值我們村子拆建為國民住宅，眾皆紛紛在附近覓屋暫住，畢伯伯回來辦房屋移交手續，帶了好些自己店裡賣的乾貨來，仍叫我們乾女兒啊乾女兒。走時畢伯伯站院子裡，隔竹籬望著自己的家出神，薔薇凋零，酢漿草鋪地正開。

朱天文〈小畢的故事〉(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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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候，讀軍校被我們視為最大的光榮。每到假日，大哥哥們紛紛穿著軍禮服，提著黑色手提箱回來；他們在村子口出現的時候，一個個都是高大壯碩的身材，戴著大盤帽，身上筆挺的軍服，背後清清楚楚三道燙過的痕跡，腳下的長筒靴閃閃發亮。我們一群小孩就在門口排隊，由老夭高喊：「敬禮——」一起舉手行禮，目送他們微微彎著身子，進入窄小陰暗的屋裡，輕輕的帶上紗門，一點聲音也沒有。

苦苓〈想我眷村的弟兄們〉（1985）

 

當下眾人移到院子外，村上的馬路等於大家的公產，沒有車，沒有人潮，完全沒有安全顧慮。孩子們很快吃飽了，聚到一塊兒胡玩了去，高方帶著他們玩捉迷藏，忽隱忽現，就不准去遠，尤其是溪邊，曾家毛頭出事後，孩子們一律嚴禁到那兒去玩。高家門前越聚越熱鬧，許多人想起了家，五月的風吹在身上，恍如慈母的撫摸，天色迅速醉在大地懷中，染紅了的臉，像個嬰孩有份說不出的興奮。

蘇偉貞《有緣千里》(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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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每個小孩腳ㄚ莫不拖拉著不成對的木屐打村尾鬧到村頭掉轉再奔一遍，阿彭永遠衣服不夠大，露出他胖墩墩的腿肚種有全村最壯觀的「紅豆冰」林，阿瘦藤黃的一張臉，細長眼稍嵌著烏黑眼珠子掃來瞄去搜尋有沒有李媽媽又出來的身影弄得緊張兮兮，阿跳忙著拿鏟子到處種樹，狗蛋到處做禮拜，瘋大哥到處抱小孩……，十個小孩裡頭有六個鼻子不乾淨，阿彭一年裡有十個月鼻水不斷，老聽他「束」地一聲吸進鼻管再無聲地滑出來再吸，好像他光進不出。其他小孩雙臂上的汗才風乾，一頭一臉胳肢窩又汗濕了。幾年下來，孩子的清鼻水像無法斷根的記憶經年流動；汗水風乾結成晶鹽附著毛細管上閃閃生光如歲月。

蘇偉貞《離開同方》(1990)

 

展品06〈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手稿

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手稿，探討眷村文學的形成，與評析多篇眷村文學作品。齊邦媛描述戰後移民第二代作家於眷村成長，並繼承了父母輩的鄉愁，以及融合臺灣風土的記憶，形成非常特殊的眷村文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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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辭鄉

戰後移民剛來臺灣的時候無房可住，只能在軍營、公園及機關學校附近（例如今日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中正紀念堂等地），搭建簡陋的臨時房舍，另有少數軍民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宿舍當中。由於當時國民黨認為遷徙來臺只是暫時的狀態，所以初期未有完整的興建眷舍計畫。
直到一九五七年後，數十萬軍民的生活起居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才在宋美齡組織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婦聯會）支持下，開始大量興建正式眷舍住宅，亦即國防部正式管理的「列管眷村」。據國防部統計，列管眷村最多時期共有886座，將近十萬棟房舍。
眷村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部分眷舍逐漸老舊，政府開始推動國宅改建計畫，一九八〇年研訂〈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讓國防部與省縣市政府合作改建眷村，落成之後一半分給國軍眷舍，一半作為國民住宅用途。
一九九七年，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預計將列管眷村全數改建為現代化公寓住宅。目前國防部預計僅留下13座眷村作為文化園區，保存珍貴的戰後移民文化。
許多戰後移民將眷村視為第二故鄉，因此在眷村拆建的過程中，往往也觸動了戰後移民們的鄉愁。張啟疆書寫《消失的□□》，不僅是談論空間地景的改變與消逝，也象徵著戰後移民社群及其文化、認同與人際網路，再次的分離與失落。

 

你們因為眷村拆遷而離鄉，原址改建國宅而還巢。這時，自家的周遭、庭前的大榕樹、少年時代苦練投球的磚牆、童年時衝關奪寶跳繩踢格子小廣場悉數消匿不見，甚至從回憶裡遠颺；也可能是，廣場還是那個廣場，你卻活在不同的時間。

張啟疆〈君自他鄉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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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並沒有配房子給我們；眷村改建，也不是「明後年的事」，而是延擱到十三年後，小蔣逝世的民國七十七年，也就是我那一輩子相信「蔣總統帶我們回大陸」的老爸爸撒手西歸的第二年。老爸爸的遺言是：將他的骨灰，供在「為黨國貢獻一生」換來的新家裏。

張啟疆〈消失的球〉（1992）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
有朝一日，這些人家巷弄將被也愛台灣的新朝政府給有效率的收回產權並建成偷工減料的郵政宿舍、海關宿舍、××大學教師宿舍、首長官舍……就如同除了五二巷之外的溫州街曾經的每一條巷弄，屆時你將再無路可走，無回憶可依憑，你何止不再走過而已，你記得一名與你身份相同的小說作者這樣寫過，「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地方，是無法叫作故鄉的。」你並不像他如此苛求，你只謙畏的想問，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的城市？一個陌生的城市，何須特別叫人珍視、愛惜、維護、認同……？

朱天心《古都》(2002)

 

展品7 〈二度漂流的文學〉手稿

齊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學〉手稿，評析眷村文學的背景，總結戰後移民們的懷鄉書寫，及探討眷村改建之後，如二度辭鄉般的失落心情。

 

展品8 〈看不見的眷村〉手稿

齊邦媛〈看不見的眷村〉手稿，本文評析張啟疆的眷村文學作品，也是《消失的口口：張啟疆的眷村小說》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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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語之處（老兵探親）

一九七九年，中國全國人大對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內容提及開放臺灣人民返鄉探親，象徵國共之間非軍事化談判的開始，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則是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回應。
但許多戰後移民年事已高，他們望穿秋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鄉探望親人。於是一九八六年解嚴之後的隔年，一名老兵何文德發起返鄉探親運動。何文德起初一個人在街頭發傳單，呼籲開放探親，後來越來越多人響應，例如楊祖珺及王曉波等人，不少民進黨成員如范巽綠等人，也加入聲援。一九八七年四月，何文德等人成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並於六月舉辦群眾大會。據說當時上萬人擠進金華國中禮堂，現場齊聲高唱阮玲玉的〈母親你在何方？〉，臺上臺下哭成一片，令聞者為之心碎。
但返鄉之路何其迢遙，回到故鄉後，面對親人的生離死別才是最痛苦的事。斷絕將近四十年的音訊，踏上故土才發現：經過土改、大躍進及文革等動盪，家裡人事全非，老兵們與親友們只能相擁對泣。
而許多老兵曾經在中國大陸結過婚，來到臺灣後又組了家庭，面對兩個故鄉的情感矛盾，也只能無語問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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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我，他差點回不來，他的妻兒、媳婦、孫子哭著不讓他走，他們不要他賣牛、賣羊的錢，只要他留下。他的妻為他苦守四十年，清清白白地忍受一切苦、痛、酸、辣，並且始終堅信他會回家……。

履疆《我要去當國王》〈老楊和他的女人〉（1991）

 

一九四八年，我十三歲，甫考取初中，就拿著新生錄取證書，跟隨山東流亡學校，遠走江南，異鄉作客了。在音訊隔絕近半世紀之後，我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回到了故鄉荷澤。次日由二弟秉濤陪同，驅車前往我的故里呂陵鎮北端的小高庄，汽車到了高庄東頭停下，我獨自進入高庄村裡，以便測試我是否仍能認得出老家房舍的位置，我走到西庄頭，見有幾位在路邊聊天的老人注視著我，其中有位長者以奇異的眼光問我：「先生，你找誰？」我說：「我找高春生（我的奶名叫春生）。」這位長者還不思考的說：「高春生從小就死在外地了，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我看著這位長者有點像我的堂爺——三亂。接著我又問：「三亂還健在嗎？」這位長者以驚訝的神情答稱：「我就是三亂，請問你是誰？」我說：「我就是小春生啊！」霎時，我們激動的緊握著手，滿面淚水地笑起來，笑得像哭。

高秉涵《外省人返鄉探親照片故事書：鄉關處處》〈請問你是誰〉（2008）

 

展品9  「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傳單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明令宣告臺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法，同年10月14日宣佈大陸探親政策，然政府卻能憑藉當時另行頒佈之「國安法」，箝制人民自由進出中國大陸。促進會於是要求政府取消「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五款及第六款、第十三條第四款，以確保外省人返鄉探親的合法性。進而要求政府當局應資助每位退伍老兵順利返鄉探親，且補助每人返鄉旅費新臺幣六萬元，而「戰士授田證」則亦以合理價格收回，以安頓戰後餘生的老兵的生活，以昭社會公信。資料來源：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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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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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鄉音（邊緣移民）

一般我們熟知的「列管眷村」，約在十萬戶左右，跟隨國民黨來臺的軍人約有五十萬人，所以大約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軍人得以配發眷舍。其他大多數移民，就必須自行營生。他們有些生活在學校機關的宿舍裡，有些融入本省的社群，而更多都市的戰後移民，則只能搭起臨時房舍，散落居住在城市各個角落。一般稱此移民聚落為「非列管眷村」，或者「自力眷村」。
但由於房舍沒有正式登記，這些聚落都被當成了違建，當都市發展改建的時候，住戶被迫遷出，孤苦的老榮民只能繼續流亡。大安森林公園前身是日本時代的七號公園預定地，戰後成為了臺北最大的違章聚落區。一九八三年的電影《搭錯車》，就是以七號公園的違章聚落為背景。一九八九年，臺北市政府決定拆除這些違章建築，將居民搬遷到延壽、南港國宅等地。
今日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交叉的康樂公園，原本也是日本時代的日人墓園及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戰後極樂殯儀館進駐，加上新移民陸續在此落戶。因此成為了龐大的違章聚落。一九九七年，時任臺北市長陳水扁為了都市更新，決定拆除所有的違建戶，但由於過程強硬，導致一名獨居的老榮民翟所祥上吊自殺。樂團「黑手那卡西」特別創作〈大爺吃早餐了〉歌曲，紀念翟所祥先生，也為這些底層戰後移民，向政府發出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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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廣住楊家隔壁，他在鄭和明車禍去世後，把鄭和明精神異常的太太討了過去。
吃力地踩著老舊的腳踏車，朱永廣帶著妻子自名間鄉回來，在烈日下，他深度的近視眼鏡時而反射出兩道眩人的白光，隱忍人生重荷的眼神隨之時而淡出，在沈默的踩踏之間，夫妻倆已一起轉過無數個彎到了家。朱豔芬看著一路痴笑回來的母親，若有所感……

〈濁水溪畔的大同農場：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燿在這大同農場〉《人間雜誌》（13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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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邁的，穿著藍褲、白汗衫，或者白內褲、赤著上體的榮譽男性國民，三三兩兩的坐在他們的堂房前聊天；或者搬張椅子在樹下斜躺著聽自己家鄉的戲曲。跛著一隻腳的，少了一隻眼睛的，斷了一隻手臂的。第一次遇到他們，你一定很想打聽他們的過去，問他們為什麼來到這兒，但當你看到的一千多人都是這樣子的時候，你也許就不想問了。一種歷史的、時代的、整個人類的愁苦與無力感迫壓著你。

陳黎〈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1985）

 

 

展品10  「都是籍貫惹的禍」剪報

苦苓〈都是籍貫惹的禍〉剪報，1984年刊登於《中國時報》。苦苓講述自己的家庭背景，爸爸是中國東北的滿人，母親是宜蘭人，他曾經在新竹讀書，在各種族群（閩南、客家與外省）的文化衝突下長大。這篇文章最後用積極的「中國臺灣」認同來總結「籍貫」的認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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