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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戰語言—走大眾路，說臺灣話：用什麼寫？為誰而寫？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全面啟動！
臺灣人想要新的文學，問題是：新的文學該用什麼語言來寫？又是為誰而寫？
【主要論爭】
用什麼字來寫，寫給大家看；用什麼話來說，說給大家聽。我手寫我口，是否太狹隘？臺灣，究竟是誰的臺灣？
日治時代是臺灣古典文學的黃金時代，卻也是新世代知識份子無法忍受古典文學陳腐弊病的時代。受過現代教育的新知識份子，與繼承清代和文學傳統的古典文人展開了「新舊文學的論戰」，是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萌芽期。
到了1920年代末期，由於臺灣總督府的高壓治理，許多社會運動被迫停止。許多知識份子將重心轉到文學工作上，臺灣話文及鄉土文學運動因此開展，帶來一波臺灣文學運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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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1926新舊文學論戰：時代的音色要變了
古典文學是否導致文壇「佈滿破敗草叢」？是「敗草中的破舊殿堂」嗎？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張我軍，熱烈地提問，直指古典文人：文學要這樣繼續了無生氣嗎？
張我軍：我們一起拆毀「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建立新文學吧！「新舊文學論戰」，由一群青年知識份子啟動。他們反省臺灣當前文壇處境，認為文學應該革命，文化生命應該更新。
「新文學」陣營主將張我軍。1921年前往中國，後進入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他接收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學改革思潮，對臺灣古典文學提出批判，認為應該推行白話文學。
1924年開始，他如同戰神般連續發表多篇文章挑戰古典文學。他認為這些「舊文學」埋沒有為的天才，陷害活潑的青年。他的主張獲得賴和、蔡孝乾的支持。
推行白話文學，不僅在討論「用什麼語言寫」，同時也蘊含「為群眾而寫」的信念。因此，與其說他們反對古典文學，不如說是反對古典文學背後的貴族屬性，以及反對日本殖民政府「用古典文學拉攏舊仕紳」的政治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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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雅堂：你們只是「拾西方之餘唾」啊！「舊文學」陣營的主將，則以連雅堂為主。連雅堂號稱「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人」之一，為古典漢詩費盡心力。在論戰爆發的1924年，他開始出版《臺灣詩薈》，直到1925年10月止，共發行22期，是古典文學的重要陣地。
連雅堂透過出版、創作、結社，苦心維繫古典漢文學。他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不認為文學必須涉入現實、為群眾而寫。他認為張我軍所提倡的新文學只是「拾西方文化之餘唾」，是「陷穽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
同屬「舊文學」陣營者，另有鄭坤五、黃文虎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論戰雖然造成臺灣新文學的崛起，卻並沒有造成臺灣古典文學的衰亡。日治時期的古典詩社林立，也在通俗小說領域產生強大的影響，榮景空前絕後。「新舊文學論戰」的結果不是「以新代舊」，而是成為「新舊並行」的兩大主軸。
張我軍《亂都之戀》
1925年，張我軍於臺北出版《亂都之戀》，臺灣第一部白話文詩集。「亂都」指當時軍閥混戰的北京。詩作內容圍繞與北京師範大學同學羅文淑的戀愛與別離。寫作手法繼承中國五四運動，展現對人生的熱愛，與對現實的憎恨。(龍瑛宗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
又名《白話文作法》。1926年張我軍編著，作為學習中國白話文的教材工具書。全書分為〈中國國語文的界說〉、〈中國國語文的種類〉、〈字詞語句的區別〉。內容涵蓋國語文概說、文法、標點符號、虛字和新字用法。此書的編著體現張我軍在臺灣推動白話文運動的用心。(黃子謙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一
1947年，張我軍自中國返臺，擔任臺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編著《國文自修講座》共五卷。書中收錄中國新文學作品，由編者加上注音符號，並以日文撰寫翻譯、解析。提供當時受日本教育的臺灣讀者學習，積極推動中國白話文在戰後臺灣的發展。(胡思書店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風月報》100期、124期
新舊文學論戰發展到1940年代，仍然有文人在《風月報》、《三六九小報》上提出對文言與白話的看法。《風月報》是日治時期漢文通俗文藝雜誌，刊登許多白話文小說，展現當時臺灣文壇的白話文能量。(吳明月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南方》166期
1941年順應日本的南進政策，《風月報》更名為《南方》。是傳統文人與通俗文藝作家的發表園地，文白兼容、雅俗共存，同時也是1940年代新舊文學論戰的場地。(魏木唇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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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得時〈「五四」對臺灣文學的影響〉
手稿由黃得時寫於五四運動七十年，亦即1989年。文章開頭提到，雖然當時臺灣被日本統治，仍深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包含黃朝琴與黃呈聰兩人對臺灣白話文的推動，張我軍對臺灣新文學的改革、賴和的白話小說，及受白話文運動而出現的雜誌如《南音》、《臺灣文藝》等。(黃得時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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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 1934年，張深切、賴明弘等人，在臺中召開第一屆全島文藝大會，成立「臺灣文藝聯盟」。此木牌當時懸掛於臺中本部，其後該會陸續在嘉義、埔里、佳里、東京等地成立支部。臺灣文藝聯盟不僅打破地域隔閡，同時促進不同立場、領域的文人互相交流。(張孫煜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
◎ 1930-1934臺灣話文論戰：為自己的聲音而戰
腳踏土地的文學作品是什麼樣貌？能不能大聲朗讀、讓人們都聽懂？黃石輝急切地向文壇提出質疑。那是1930年，臺灣文學運動蓬勃發展。但弔詭的是，新文學強調為大眾而寫，卻使用了大眾讀不懂的中國式白話文。臺灣文學是否應該更貼近臺灣大眾的語言？知識份子思考如何跟大眾溝通，「文藝大眾化」的呼聲在作家群中此起彼落，於是掀起了「臺灣話文論戰」。
黃石輝：來！頂天立地談鄉土如果「新舊文學論戰」確定新文學以白話文寫作的方向，那「臺灣話文論戰」就是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要用中國式的白話文來寫臺灣事物？臺灣人能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天地？
挑起此一論戰的，是支持「臺灣話文」的黃石輝。他在1930年寫下〈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驚動文壇。文中「你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這段話，至今仍是臺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宣言。
黃石輝提出「鄉土文學」，主要是指「用臺灣話文寫成的文學」，希望文學能更貼近大眾日常生活。這場論戰也常被視為臺灣文學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此一主張獲得郭秋生、賴和、李獻璋等人的支持。影響所及，包括賴和等人的作品，開始融入更多的臺灣話詞彙。
廖漢臣：鄉土？是田園風光，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相對於「新舊文學論戰」，「臺灣話文論戰」其實更像「新文學」陣營的內部互戰。
反對「臺灣話文」陣營的廖漢臣，認為鄉土文學過於專注在微小的地方特色，這些東西很快就會隨時代逝去。他亦反問黃石輝：「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學，臺灣五州，中國十八省別，也要如數的鄉土文學嗎？」
此一陣營的作家包括林克夫、朱點人、王詩琅、張我軍等。雙方所爭執的，不但是「臺灣文學有特殊性嗎」、「要不要強調臺灣的特殊性」的問題，更隱隱顯現不同的共同體想像。「誰是讀者」與「誰是同胞」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問題。
郭秋生：所有文盲兄弟姊妹，隨工餘的閒暇儘可慰安，也儘可識字，也儘可做家庭教師。郭秋生是支持「臺灣話文」陣營最力的作家之一。他認為文學是思想傳播的工具，用大眾可以「聽明白」的文字來寫作，才能達到傳播效果。他主張以漢字為基礎，以字追音，來塑造新的「臺灣話文」。
論戰結束之後，雙方看似沒有吵出什麼結果。然而郭秋生後續創辦《南音》雜誌，以漢字書寫臺灣歌謠，投入了臺灣話「文字化」的嘗試，成為此一論戰最具體的成果。
林克夫：用中國白話文寫臺灣人與中國人都看得懂的文學。林克夫則屬於反對「臺灣話文」的陣營。他認為臺灣不必自己獨樹一格，既然和中國密切相關，那麼就用臺灣人與中國人都看得懂的文字即可。
此一陣營的多位作家都認為中國式的白話文已是足夠的文學語言，沒有強調臺灣話文的必要。同時，他們也擔憂臺灣話文可能會使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隔閡。這顯示了兩個陣營對於「為誰而寫」的想像並不相同──究竟是要以臺灣讀者為主，還是要考慮中國的讀者？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此一「用什麼語言寫」與「為誰而寫」的爭論，也將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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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坤五〈臺灣國風〉，《臺灣藝苑》合訂本
1927年，鄭坤五在《臺灣藝苑》上輯錄臺灣歌謠，命名為〈臺灣國風〉。所錄歌謠均為整齊的七言四句形式。鄭坤五藉著蒐集歌謠文本，加以註釋、評析，推廣民間歌謠，建立屬於臺灣白話文學的價值。(國立臺灣文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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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九小報》476號
《三六九小報》創刊於1930年，每逢三、六、九日發行。為日治時期漢文報刊，同時刊載文言與白話作品。內容包含通俗小說、花月新聞、知識小品等，題材多元、雅俗共賞。辦報基調相對於「大報」的議論堂皇，以「小報」為名寄託深意於詼諧語中。(蘇信義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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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文學》創刊號、2卷5號
1930年代，《台灣新文學》舉辦幾場座談，以「臺灣的新文學所盼望的事」為題，討論「殖民地文學的發展」以及臺灣編輯與作家之間的對話。另外在「反省與志向」，討論「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看法」、「對臺灣文學發展的感想」等。王詩琅與廖漢臣皆提到，彼時文壇為何沒有生氣，主要原因是臺灣作家的發表不多，屬於臺灣文學的特色還是非漢文作品不可。(龍瑛宗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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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創刊號
1932年《南音》半月刊發行，黃春成創刊，葉榮鐘、郭秋生等社員參與，12期後遭當局禁止。《南音》除提供同人發表空間，同時為1930年代臺灣話文論戰開闢討論與實踐空間。包括負人〈臺灣話文駁雜〉及郭秋生「臺灣話文嘗試欄」，都是當時重要篇章。(龍瑛宗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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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藝》創刊號
「臺灣文藝聯盟」的機關刊物，由臺中中央書局出版。張深切認為此刊物應建立在臺灣的「真」、「實」之上，呼應當時知識分子重視的「文藝大眾化」。《臺灣文藝》是日治時期由臺灣人創辦的文藝雜誌中，壽命最長、登場作家多的刊物。(黃得時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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